各种条件具备，可我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也许我们知青这一代曾遭受过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性禁锢，我无法，不会，也不能放纵自己的性欲。我早就学会了如何装着自己没有性欲或不懂性挑逗。当我对美国的文化与社会有了深刻的了解后，我对自己的婚姻反而有了新的认识，暗自庆幸我能够“守身如玉”。我与丈夫为了孩子虽然争吵不断，但是我们毕竟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他与我都是纯洁的。他是一个忠实的男人，对我和行行从无二心。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怪异的幼孩来说，有什么比一个稳固的家庭更为重要的呢？在一个道德沦丧、家庭破裂的社会，我应该庆幸我拥有一个中国丈夫，一个上海好男人。中国男人虽然不像美国男人那样精通男女关系，知道如何讨好女人，长得也不如欧美男子高大英挺，可他们是孔孟的子孙。大多爱孩子，顾家，不像欧美男人那样容易见异思迁，个人至上，过分看重自己，而将家庭放在第二位。行行的怪异和吵闹足以令任何一对夫妇分手。要是行行出生在一个美国家庭里，父母可能早就离异了。当人们知道行行患有严重的“抽动障碍”这种脑神经疾病后，他们的首先反应是“你们夫妇是如何继续维持关系的？你们是如何度过难关的？你们的家庭是如何存活的？”因为对行行这样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充满双亲关爱的家庭是他最终能战胜疾病的关键。

　　“别花心了！”我告诉自己，“男人最重要的是忠诚。看看周围，有几个享受性解放的女人能栓得住男人的心呢？到头来，还不是孑然一身？”

　　我思念幼小的孩子。每当我看见四五岁的男孩时，就心如刀绞，眼里竟会涌出泪水。行行不能再住在幼儿园里了。他需要一个家庭，他需要父亲和母亲。他们才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

　　我找到了商学院的艾伦教授，向他诉说了我的困境。艾伦是经济系的主任。他说他们有意招收中国大陆学者。看了丈夫的材料，他觉得他的条件很不错。

　　“那就让你先生与你团聚吧。你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小儿子 。”他笑着说，像个大男孩。他用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深度眼镜，语气里充满同情。

　　“中国的经济结构与我们很不一样。现在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我们很愿意与中国学者一起商讨经济问题。”

　　事情就这么顺利。我总能遇到好心人。当我走出宏伟气派的商学院大楼时，我原本慌乱无底的心一下子变得平静了。路旁粉红色的、嫩黄的、雪白的杜鹃花，向我绽开了笑脸。穿天的松树在微风中摇弋，布满松针的粗大树杈好像和我一起伸展双臂，准备迎接丈夫和儿子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