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的冬天是严酷的。丈夫的工作也更辛苦了。我虽然暂时解放了，而他却进了九重牢。他又找了一份晚上的活，在酒店里发放酒料。这样，他从早晨一直到夜里12点都在上班。每天早晨在气温最低的时刻，他都要抗拒浓浓的睡意，从暖被窝里钻出来。他这样苦干，就是让我从此不要担心钱，好好照顾行行。他说有事他担着。可是看他脸色很黄，很瘦，我心里不是滋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挣钱，付房费，糊口，这难道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目标？我心疼丈夫，就又决定找工作，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写信，投信，心急如焚地等待通常没有下文的回音。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我想到皮特门先生的话：“再回丹佛大学是不可能的了。你可得三思而行，现在找工作这样难……”

　　我就是不怕难。要是干什么太容易了，我反倒觉得没意思了。可能我生来就喜欢挑战。上帝根据我的特殊性格，给了我一个极其难养、，极具挑战性的儿子，使我每天必须面对别人不需面对的困难。当然，生活也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无论做什么事轻易不退却。为了再找一份工作，我每天疯狂地写信，心疼地往信封上贴邮票，再把一大堆信一股脑儿地丢进信箱。几个月后，经过令人揪心的搜寻，我终于在CAN，一家有名的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秘书的工作。CNA在市中心金壁辉煌的办公大楼内。办公室设备一应俱全：电脑、传真机、多线路电话、无线电话、打印机、电动订书机、自动开信机，有电脑功能的咖啡壶，还有大屏幕电视……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一个刚受雇者，一小时的工资竟高达20美元。这在当时1小时最低工资3元5角的年代来说，简直太诱人了。我小心翼翼地工作，生怕得罪了谁。我们谈不上富裕，全靠丈夫起早贪黑，没死没活地干。行行还有不为人知的怪病。我们需要钱。我原来当大学教师的时候最鄙视的就是钱，认为那玩意儿低贱，是万恶之源。可来到美国后，我们身在异乡为异客，除了自己，无人可靠。这里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冷若冰霜，令人心寒。真要有难，是没有地方去借钱的。因此，钱就显得格外重要。再清高，再理想主义，在严酷的生活面前也得折腰。

　　当销售秘书是需要非常灵活的。要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办公室里兜得团团转。我未免还太书呆子气。我的女主管曾在我背后说过：“她看上去挺聪明相的，可……”可能就靠着这个“聪明相”我才被雇的。在大公司里，秘书实际上就是高级主管的使唤人。不成文的规定是新来的负责给主管煮咖啡、倒咖啡、一切私人杂务，有时还得心甘情愿地当性奴隶，要是主管需要的话。这些叫做公司政治，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一天，我的老旧车在上班的路上车胎爆了。正巧碰上了同公司的女同事南希，她就载了我去上班，并答应下班送我回家。

　　“我送你回家吧！”下班时，卡尔，我的大老板，销售部总经理，悄悄地对我说。雇佣我是卡尔最后点头同意的。我的高薪水也是卡尔订的。40出头的卡尔身材不高，但很精干，是一个有能耐的销售经理。

　　“卡尔，南希已经同意送我回家，而且，她住得离我也近。就不麻烦你了。”

　　“啊，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也是可以送你的。”卡尔看上去有些尴尬，但他还是很有风度地说，顺手捋了捋他那鲜红的领带。

　　“谢谢你，卡尔！”我也拉了拉衣襟，有礼貌地回答。

　　第二天去上班，我照例将微波炉擦了擦，煮上了咖啡，备好了甜饼圈，就坐在电脑前开始工作了。午饭后，人事部主任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说有事要谈。他皱着眉对我说，销售部认为，我来了都两个月了，但对工作还不能胜任。他们对我不满意，因此将我解雇了。我心中明知这是销售经理卡尔的主意，但又说不出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被解雇的味道。据说人生中有两种滋味最难受。一是知道自己行将死亡时，另一个就是被解雇时。听到这个消息，我浑身疲软无力，木呆呆地走出办公大楼。我的自信心在一瞬间被击得粉碎。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是被别人所不齿的。这就是卡尔，我的上司，对我拒绝他的要求的最大报复。这以前一直充满自信的我此时是低垂着脑袋走进家门的，随即倒在床上放声大哭。我足足病了两个星期，真好像在死亡线上挣扎。当我重新又活过来的时候，我对寻找工作不但恐惧，而且绝望了。

　　“怎么？你的眼睛有些像死鱼的眼睛。不要太上心了。”丈夫有些忧虑地说。“世上的路子多着呢！我其实也不喜欢我的工作，每天心情压抑得很。如果我们在美国不能有所作为，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回国。毕竟那是自己的国家，还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是啊，这就是海外游子的心态。在外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心中永远惦记着自己的祖国。特别是遭难的时候，更觉得自己随时还可以回到母亲的怀抱。

　　丈夫的话是对的。然而我思考的是怎样才能改变命运。难道我们一定要成为生活的奴隶吗？何时，我们才能在美国，这块人称“充满机遇的土地上”，将自己的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