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议题

　　我们截至目前的讨论很清楚地显示出，没有无意义的疾患，也没有不值得活的生命；然而我们的观念、个人的欲望和理解事情的能力，却可能阻碍我们适当地提问或是回答有关疾患或残疾意义的问题。

　　几乎没有任何议题像“善行”的议题一样，引导我们如此深入地和天命连结。“伦理”这个字源自希腊文，其意为好规矩和好行为的教义。在这方面，科学的讨论，特别是在医学的领域，近几十年来也面临了日渐增多的困难。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德国，因为被纳粹统治的经验仍然活生生地存留在人们心中，当时无论任何型态的安乐死都被立法禁止。现在这个情形看起来已经改变了，而且不只是在德国。全世界的人们都提出科学、法律和经济的理由，来质疑无法治愈的疾患、失能障碍及长期的老年痴呆症是否有任何的意义或目的。但是某些和天命相关的重要问题也同时被提及。例如，对未出世的孩子、母亲本身及施行堕胎手术的医师来说，终止怀孕的意义为何？脑死、捐赠或是接受器官移植对于人的身心灵有何意涵？一个人去世时周遭的环境又如何影响他死后的生命？老年痴呆症如果不完全从物质的观点来看时，又有什么含义呢？

　　一旦我们扩大看待人类生命的观点，纳入对人身心灵的考量，并延展到生前和死后，伦理问题就会被转化成对于自我天命和他人天命的个人责任问题。个人行动的动机就会成为焦点。毕竟，动机决定了一个行动的品质。支持或反对某种特定的疫苗接种、特定疗法、安乐死，或是中止妊娠的真正原因为何？在其中运作的是何种个人、专业，或是和健康相关的动机？任何认真考量人类心灵层面的伦理体系，绝不会只询问行为本身，而没有询问导致此行为的动机及这个施行者和后果之间的关系。除了洞察力和理解力之外，深度的恐惧、关切、愤怒、爱、信任和希望，都形塑了伦理现实，并影响一个行动的品质。而这些行动的后果却又构成了儿童与成人的命运。

　　举例来说，因为担心孩子得脑炎而让孩子接种麻疹疫苗的父母，必须知道其他的感染也会导致脑炎(注1)。此案例的明显议题是如何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支持这个孩子、如何发展出对孩子天命的信心，并尝试协助他找到进入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方法。我们做决定时，萦绕在我们脑海中的想法和感觉应该是如何强化这个孩子的存在经验及其健康状态。然而每一个决定可能同时有正面和负面的后果。事实上没有任何决定是“完全只有好处的”。举例来说，如果我让孩子接种麻疹疫苗是希望避免可能的伤害，我的动机听起来当然是好的。但另一方面来说，让他接种的同时，我也剥夺了他一个可以尽己之力克服这个疾患的机会，一个能产生较永久的免疫力和使身心灵磨合得更好的机会(请参阅8.1“儿童期疾患的目的是什么？”)。在每个决定中，有一大部分是取决于我们如何与后果共处。我们能坚定支持我们行动中正向的后果，并对抗任何负面的后果到什么程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伦理准则要从既有的价值和规范中得到指引，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是从规范伦理转化成个人伦理的过程。撇开法律层面来说，我们对每一个行动永远都必须做个别的判断，而且个人也必须为此决定负责。即便是安乐死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合法的荷兰，医师、病人和相关的亲属，都必须承担他们行为的后果并为之负责，因为他们是采取行动的人。器官移植的合法化也是一样的，即使当脑死是器官摘除的合法准则，这位捐赠者、受赠者和施行手术的医师，在天命关系上是连结的，这种合作的关系应该慎重而负责地进入。

　　举例来说，我们的一个小病人让我们留下了鲜明的记忆：一个患了多囊性肾病的11岁女病童，从她的同卵双胞胎姐妹那里得到一个移植的肾脏。要是没有这个移植，她只能再存活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当然，活体器官捐赠比垂死者器官捐赠，情况会更透明化。然而就垂死者器官捐赠的情况而言，我们每一个人，身为潜在捐赠或潜在接收器官的人，很有必要认真地进入意识层面去了解捐赠者的死亡和受赠者延长生命的过程和情况。对于任何一个已经从个人天命角度仔细衡量过缘由，而即将成为捐赠者或受赠者的人，在承担自己的决定后果时，将和医师或立法者决定议题时的状况截然不同。在个人伦理的层面，判断任何行动的伦理正当性之决定要件，永远是取决于这个行动是否会提升或阻碍人类的价值和发展。这个判断永远必须留给个人来做决定。特别是可能成为捐赠者和受赠者的人，更必须在事前想清楚这些议题，才能尽可能作出自由和负责任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