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遗传学方面的疑问

　　今日，由怀孕期间的染色体分析协助，我们已经可以预测一些遗传疾患和先天畸形。除了以超音波诊断先天畸形外，目前最初三个月内的诊断选项，还包含了结合了以“母血筛检法”和“胎儿颈部透明带测量法”为基础的电脑计算风险分析。其他选择包括胎盘穿刺(在第11或12周)和羊膜穿刺术(第15周之后)提供遗传物质可作为染色体异常(例如唐氏症第21对染色体有三条)，以及与特殊基因相关之疾病(如囊状纤维症)等的诊断使用。

　　产前诊断的目的通常不是要治疗它所显示出的疾患，因为这通常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合法地及时终止怀孕。

　　残障或慢性疾病的孩子从未被证实过会严重危害其母亲的心理健康，然而每天这种医疗的暗示都会被提起并被滥用，以将可能残障或患有慢性病的孩子做人工流产。

　　尤有甚者，和此议题相关的是，几乎从未有人提及羊膜穿刺会损害健康婴儿或引发流产，且此风险还高达1%！隐藏在这项统计数字下的命运并未雇请游说团体，所以还默默无闻、无人知晓。伦理问题也总是每一个个人的问题，对于现在与未来，都有着过去与结果的两个面向。

　　如果出生之前的诊断被建议用来防止畸形、有先天疾病或严重残障的儿童出生，其背后的假设就是这些生命并不值得成为人。就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在出生前即存在，而且即使是严重残障或失能的生命也有其意义及目的，那么这些问题就彰显出不同的面向，决策也将更不容易。

　　从个人天命的观点来看，“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孩子残障或畸形？”这个常令人绝望的问题衍生出许多其他的问题。“为什么是你特别需要我？”“什么把我和你连结在一起？”“我能做什么让你的天命更进一步？”“因着你及你的受苦，我个人得到什么经验及洞见？”

　　当然没有人祈求生病或得到有慢性病的孩子，但产前诊断这项现代的医疗成就，让我们有了选择的机会。然而，这个选择的自由是虚假的，因为不论健康与否，孩子已经存在。谁能去除这个可能性——亦即这个孩子在出世前已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到世上？如果我们不要这孩子来的形式，并把他送回出世前的生命，那么母亲能免去痛苦一事，是否比我们剥夺了这孩子化为人身的可能性这件事更有价值，也还是个问题。

　　这类思考不只是父母与专家的问题，我们全都被影响。即使将产前检查、人工受孕、基因操控或是实验性的复制决定都交给专家、教会或政府，会让我们比较舒坦，但是每一个成年公民还是需要为这些问题做点事。要发展出源自个人深刻理解而生的责任感，此乃唯一的方法。这是新道德的基础，也就是斯坦纳所称的“合乎伦理的个人主义”(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