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惯性叙事语境，什么时候能舍弃那些过分宏大，凌空蹈虚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更贴近生活，也才能直指生活核心。

　　比如，说到“孝”，很多人似乎都能说两句。比如“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张嘴就来；而就算没读过二十四孝的，多也知晓“卧冰求鲤”的故事。不过，同样“郭巨埋儿”、“割股疗亲”等也早已被订上“愚孝”标签。

　　对于“孝”，《尔雅》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这当然是在当时特定语境下的解释，而且这个释义也具有极为开放的阐释性。即便在三纲五常的封建社会，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下，对孝道的演绎都会有所差异。如前面提到的“百善孝为先”，其实后面就还有一句并不太为认知的补充说明——“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可见，具体而言，“孝”是很私人的，是有极强针对性的，甚至会根据家庭环境而不同。

　　“孝”，本是难以量化，更难以量产的。即便是在过去，人们都有如此清醒清晰的认知。所以如果你看到，时至今日，我们这个社会还有批量生产孝子的冲动，不知你会有何感慨。悲哀的是，这并非杞忧，而是事实：10月30日，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就在京启动了“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该工程旨在通过培养孩子孝心，在青少年中开展孝文化普及教育，工程计划通过5年时间培养百万名孝子。(10月31日《新京报》)

　　这一消息，昨日引起舆论热议，数万网友参与评论。各种意见归纳起来，只有一点，就是用全国各地方言来调侃戏谑出台这一意见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又一个煞有介事一本正经的规定意见，遭到了网友无情的解构。而我点开那条新闻，发现其实正文只有短短两三百字，位于报纸最下端。可即便躲在如此不起眼的角落，仍遭到舆论一致围殴，这显然反映出一些问题。

　　其实，没有人会否认该对父母长辈尽孝。比如，就在昨天，还有两则与之相关的极端新闻特别引人关注。一是“法院对留学生机场弑母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当事人因故意伤害罪获刑3年6个月”；还有一个是“深圳打骂父母的名校硕士公务员廖天野，向父母下跪道歉”。上述当事人，不仅侮辱了“孝”字，且触犯刑律法规，所以都曾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挞伐。

　　可见，民众是明辨是非的，对于道德伦理底线的失守，无人不痛心。公众所方案和警惕的，只是“5年育百万孝子”这样的乱跃进式的“放卫星”做法。其初衷，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出发点未必坏。关于道德滑坡，关于路人冷漠，关于每一个好人好事，都会被善良的民众冠以“最”字头，然后进行无意识地拔高和发自肺腑地礼赞，哪怕那些只是中小学生守则里的最起码的规定。

　　我们社会对道德的饥渴程度，似乎前所未有地强烈。各行各界一遍遍地评选各种道德模范进行导人向善的榜样劝勉和激烈。这些都没有什么大错，但是道德都是律己的，这是一个底线。有时社会整体道德水准和个体道德感并未完全重合，因为那个说起来很虚的社会环境或制度保障程度，确实会左右一些东西，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导向。

　　回到孝的问题上，4岁至6岁孩子也绝不是传统意义上尽孝的主力。成人世界，家庭环境、校园教育和社会氛围才是最主要的潜移默化的塑造力量。那个“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之所以感染人心，就因那种身体力行的示范具有别样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否则，古时那种“举孝廉，父别居”的孝道尴尬，在机械化量化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中，一定会魅影频闪。

　　最后，我想起昨早上的一段“异闻”似乎也从某个侧面切中此题：晨练时，一个自称八九十岁的老太，突然和我聊起来。几乎没有废话，一上来就是唠叨子女的不孝。因她的口音和听力问题，我们交流有障碍，但她完全忽略这个，自顾自地历数各种忤逆不孝的罪状，说他们嫌弃她岁数大了。看得出，她只想找个人倾诉，在家似乎很久没有人可以说话了。

　　其实，孝就是这么具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子女都有自己特定的难处，但是在能力限度内对父母对家人好一点，温暖了身边的人，道德指数就像温度计，指针自然飙升。孩子看着这个指示剂，自然能学会如何当他们理解的“中华孝子”，而不用尽整些观赏性仪式性强却几无可操作性的虚头八脑的量产孝子工程。(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