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到海洛因6号
从鸦片到海洛因6号，惯性？
古次者狄的理由是，钱不能花，是两个孩子以后活命的，老两口一个70多岁一个60多岁，奶奶脚上的伤口长年溃烂，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死，他们希望这些补助可以让孩子活到十四五岁能够出去打工的年纪。凉山的彝族村落，现在还有没通电、通路的。对于这些上完了小学还说不出几句汉语的孩子，大部分小学毕业依然是文盲，除了自己的名字会写，能坐长途车，在家里务农几年稍微长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打工在近20年作为绝大多数彝族子弟的唯一出路，是最受欢迎的。然而彝族在打工地却占据了先天优势，他们身处川滇中间大凉山与小凉山脉系，是西南最主要的毒品通道，在昆明、成都从老乡手里拿到海洛因，带回家乡转手就是暴利。他们的曾祖至祖父都是凉山地区罂粟的种植和贩售者，至于自己吸食，在贩卖早期还极少，后期则普遍起来，连最穷苦的奴隶也可以靠鸦片改变生计。鸦片在当时是唯一使经济条件好转的途径。
凉山的罂粟种植止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但90年代末，毒品又重新回潮，这些村庄现在虽然大都把禁毒的标语写在明显处，但当时几乎是青壮年都开始沾染。
这和近十几年的吸毒贩毒泛滥究竟有何联系？古次格日的儿子古次小龙，本来是村里青年的优秀代表。古次格日从1978年开始成为庆恒乡的兽医，不仅精通汉语，也有知识。“以前对于海洛因不懂，都叫6号，我看着很多年轻人因为打工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在外面比在家里累多了，彝族人又喜欢玩，性方面很开放，所以在城里染了一身坏毛病，家里人也不当回事。”兽医希望儿子不要再重复民国时鸦片经济带来的当地人好逸恶劳的老传统，独生子小龙在17岁的时候，经过层层选拔入伍，家里现在还挂着他在河北保定服役时寄回的相片。几年后退伍，城市兵回城市，农村兵回农村。古次格日说：“小龙不是跟着乡人、家族里的人混的，他和战友一起玩，又受了部队几年教育，我以为能在城里找到个工作。”但是小龙退伍回家结婚后，又去了河北打工，“当过保安，也干过建筑工。头几个月挣了8000块，就被同族的老乡教着吸毒，把钱花光，回到家就开始到处偷东西，要钱去吸毒”。
古次格日有一堆培训证，本来他是学习医学的，“早就不信彝族的迷信了”。可是儿子让他一筹莫展，只好请家支来帮助小龙戒毒。“先是杀了一头牛，这钱是家支合伙凑的，让他发誓不再吸，如果吸毒就要罚我赔几万块钱。”拥抱文明失败，古次格日只好回归原始手段。但这只让小龙彻底和父亲妻子决裂，直到 “快死的时候回来了，死在了家里”。孙子古次使者今年8岁，母亲早就改嫁了。虽然父亲帮助儿子戒毒，但平时几年两人从不往来，互相躲避行走。格日说：“我们这里的男人结婚后都是单过，父母把房子盖了就不管了。”彝族对于婚嫁有特殊的概念，男方娶妻，要给女方大量身价钱，把女方当财产占有，并且婚姻约束少，没有怀孕的妻子不用住在夫家，有了孩子才算真正是男方的人。一旦丈夫死亡，妻子大多看家里有没有小叔或其他男性可以转房，这样孩子既可以名正言顺归男方抚养，又可以留住母亲。丈夫没有兄弟，才会选择改嫁，改嫁也从来不带孩子。
初到城市的贫困劳累，传统中对毒品意识的淡漠，让彝族打工者很容易接触到毒品买卖的交易并吸食。凉山州的GDP这些年飞速增长，山里架起的高压线密密匝匝，在各山头之间架得非常漂亮。几乎所有的山里水源河流都有了小电站，再合并电网向外界输送，但我们去的那些村子却至今还未通电。当地人觉得最好的工作是从事高危行业，爬上几十米高去架线，能挣到5000元以上的月工资。昭觉县除了水泥厂，基本没有工业。矿也都是少数人承包，并且几乎不用彝族人，本地人不被老板们信任。
本地经济来源除了耕地几乎为零，亲子关系又被传统忽略。之所以现在有如此多的孩子失去父母照管，是因为原本在家支体系里，父母对孩子的权利取决于很多家庭以外的事务。解放前奴隶主可以随意带走奴隶的孩子，而成人后又必须承担家支责任，在冤家械斗中被随意牺牲生命。家支这词，只是彝语“楚加”的汉译，彝族从奴隶时代发展至今，有等级之分，家支其下还有房、户，附庸在等级制度上，导致血缘拥有了难以想象的权力。一个彝族人说这是我姐姐、弟弟、叔叔、阿妈，指的大多是难以想象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但是各家支在解放前却是互相打杀驱赶，聚集居住的，后来虽然固定了地域也还是按照家支居住，村子是新中国建立后的行政区划，对于彝族人，某地有某个家支才意味着行为规范。
早在毒品最猖獗的五六年前，凉山地区的家支就开过头人大会，恢复古老的私刑来帮助吸毒者戒毒。马海木几今年45岁，曾经吸过几年毒，被头人玛古尔等人联合起来帮助戒毒成功后，自己就成立了凉山州第一个民间戒毒小组并担任组长。“家支禁毒在最初几年还是管用的。”家支头人说了算，只要分配下来的任务，包括让某人去给别家抵命，都是必须承担的。彝族人把这种勇于承担家支责任的叫做“好骨头”。所以家支对吸毒贩毒者进行惩戒还有作用，都是以打牛打鸡为盟，若犯者则会遭到重大财产损失。玛古尔说：“前几年这样做了之后，吸毒的人就跑掉了，因为怕连累家里人，跑到外边去我们就不管了，在村里不能吸。”
家支失效导致的无序
家支的严厉至今可见。尔古村的村口树上倒吊着一只被捆起双脚的鸡。“每个月全家支合钱买一只鸡，杀掉挂起来。”可是除了加速吸毒者向外地散去，家支本身的权威也遭弱化。家支禁毒做了两三年后，凉山州所有的民间禁毒协会小组，统一被村委会一级领导了，现在每个村的村委会都挂着一块禁毒小组的牌子，然而这样的做法却起到了反作用。“禁毒小组抓个吸毒的，送到派出所，人家交两三百块钱就出来了继续吸。”马海木几对于派出所和戒毒所都非常不信任，“没见过几个进去就不吸了的，反而越来越坏，我们这给派出所抓人，倒还增加了他们的财路。”马海说，有些家支的禁毒小组学起警察，自己有了权力后，居然也开始私自收罚款。“与其让派出所罚你，又放出来，还不如我罚你。”为了管理混乱的局面，村委会开始对禁毒小组进行管理，头人的作用大大被消减。玛古尔说，很多头人不是选举不是继承，而是自然以威信和智慧服人的年长者。苏易负责解决纠纷执法、德古是威信长者，村干部的思路和他们不同，“还是要往派出所交，也不让用私刑。大家不再去求苏易和德古，而是求村长去了”。
彝族人生存依靠的家支系统，也开始出现了新的权力形式。带工头是出外打工的组织者，自己并不工作，基本都是家支里可以被信任的人。从美姑县的一个乡就有开往东莞的班车，带工头不断输送新的劳动力到外地去，自己则要从工资中拿一些提成。尽管如此，带工头在老乡们举目无亲的城市里，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组织作用。吸毒者产生的联盟失掉了家支的保护作用，在外地，家支的作用仅剩下一些基本照料，同乡之间互相介绍吸毒贩毒无法受到约束了。家支对于失去父母照顾的孩子们依然有所照顾，但是并非完全靠得住。仅在村里，土墙上都是玻璃碎渣，猪、牛和自己同屋睡才能不被偷。
社会失序首先导致了女性犯罪率的升高。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教授罗庆春告诉我们：“从女子监狱的统计看，近10年来的彝族女性犯罪率升高了10 倍。”成都女子监狱一半犯人是彝族女性，除了少数家庭暴力，大部分是贩毒者。“母亲未改嫁而决定养起几个孩子的也有，这样山里没有活路，就只好被人介绍着贩毒，一次就有几千上万元收入，母亲们铤而走险大多是这个原因。”经常去监狱用彝语给他们上课的罗庆春说。
女性犯罪导致家庭彻底地分崩离析。家支的个体单位是家庭，但是长期形成的以家支为重，打冤家都毫无躲避余地，家庭对于家支是完全的服从关系。个人对家支的依赖，过去体现在家庭困难、受到欺负、被劫掠杀害，全部都有家支出面，生命财产得到家支保护的情况在农村依然存在。家支的权力被逐渐消解后，家庭内部的矛盾就无人可解，责任也无人承担了。
在昭觉县巴普镇小学的爱心班里碰到呷铁晓明和呷铁小林，是一对小兄妹，都在读三年级，看上去就比村子里那些被老师从亲人手里接走的孩子懂得和外来者打交道。一问妹妹，果然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贩毒被关进成都女子监狱，父亲在8年前吸毒死亡。“我们的哥哥长大了，就跟亲戚出去做洗车工了，他看到招爱心班的消息，就托人给我们捎话让我们去巴普镇小学。”两个孩子当时在西昌捡破烂流浪，一个月给一个旅馆交3元钱就有了住处，“在西昌待了两年”。那时妹妹小林完全被哥哥藏在旅馆附近，还保持天真可爱的笑容。“哥哥有时候被大人欺负，打他，让他去当小偷。”说完她就被哥哥一记巴掌扇在脑袋上，赶紧改口说， “有时候大人从兜里掉出100块，我哥哥就去捡起来。”哥哥晓明13岁，靠玻璃弹球绝技成为爱心班的偶像级大哥，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最珍贵的东西是一个木头陀螺和一个充电器。小林说：“手机坏掉了，以前哥哥留给我们一个手机，我自己买了充电器，就一直留着。”他们俩进爱心班都得到了捐款者的资助，吃住和学习不再发愁，但是两年都没有见过哥哥了。
土地在非农社会里的低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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