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深圳警方为解救的被拐卖儿童举办认亲会，已经忘了生父面容的孩子一脸茫然，这种骨肉团聚的场面让人揪心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资料图片)

　　2012年3月10日，贵阳火车站，在“12·08”的打拐案中被解救的婴儿被贵阳铁路公安处民警带回贵阳CFP供图

　　孙海洋自儿子丢了以后，先后写了十几个版本的寻人启事。这位来自湖北监利农村的汉子，愿意悬赏20万元寻子 　陈强 摄

　　5月25日是“国际失踪儿童日”，这是令很多被拐儿童父母备感煎熬的一天

　　截至2011年年底，打拐专项行动解救儿童1.8万余人，但这还不是全部

　　羊城晚报(微博)记者 陈强

　　“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欲雪，天地合，乃敢与聪绝。聪仔，相信妈妈一定能找回你。”东莞儿童叶锐聪已经被拐近5年，他的母亲邓惠东时刻都期盼找回儿子。

　　5月25日，对中国许多像邓惠东一样的失踪儿童父母而言，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这一天是“国际失踪儿童日”。

　　全国到底有多少儿童被拐，目前没有确切的官方数据。2009年4月，由公安部牵头的“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启动，截至2011年12月上旬，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11777起，解救被拐儿童18518人。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被拐多年的孩子家长反映：“被解救的儿童只是少数。”这些仍未找回被拐孩子的家长们，一直在坚持大海捞针般的寻觅。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张志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打拐专项行动对侦破新发案件有显著效果，但对长年积案影响不大，这已成为打拐工程亟待解决的难点。

　　有多少孩子被拐卖

　　壹

　　被拐儿童数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上世纪90年代国家进行了4次打拐专项行动，新世纪头一两年，被拐儿童明显下降，但随后又逐渐上升，2007年达到高峰。”

　　郑春忠的儿子今年已经12岁，但他不知道儿子已长成什么样。

　　2003年1月19日，郑春忠的儿子、时年3岁的郑少龙在郑春忠做小生意的东莞寮步镇一个市场里被拐走。“两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孩，引诱我的孩子跟那个小孩一起玩，几分钟后就不见了。”

　　陈世贵的女儿陈钰玲则是在广州番禺南村丢失的。“2008年5月3日，晚上11点，4个年轻人到我家开的小店打台球。钰玲那时只有2岁多，刚学会走路，她就站在台球桌前看，我妻子就坐在收银台旁看电视，结果几分钟后，女儿就不见了。”“我们追出去拼命找，找遍了整个工业园都找不到。”

　　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在深圳被人贩子用玩具车诱拐了。

　　邓惠东9个月大的儿子叶锐聪，是在东莞家门口被直接抢走的……

　　记者把“孩子丢了”四个字输入百度搜索引擎，出现了数百万搜索结果，多是家长期盼孩子回家的呼唤。

　　自2003年儿子丢了之后，郑春忠在寻子过程中，在东莞寮步镇及周边地区“结识”了218个在东莞丢失孩子的家庭。在深圳丢失孩子的湖北人孙海洋手头有一份他搜集的全国失踪儿童名单，超过3000人。

　　国内知名民间寻亲公益组织“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该会开设的网站自2007年上线以来，已经有超过15000个家庭在上面登记，有的是孩子寻找家长，有的是家长寻找孩子。她说，在该网站注册的失踪儿童，应该只是这个群体的一小部分。

　　在失踪儿童中，像叶锐聪、郑少龙、陈钰玲这样被拐的儿童占多数。“我们网站登记的15000多个案例中，85%以上都是被拐。”张宝艳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在郑春忠和孙海洋所搜集的失踪儿童名单中，绝大多数也是被拐的儿童。

　　长期致力于拐卖人口犯罪研究的张志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被拐儿童数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上世纪90年代国家进行了4次打拐专项行动，新世纪头一两年，被拐儿童明显下降，但随后又逐渐上升，2007年达到高峰。”

　　打拐力度能否更大

　　贰

　　“打击拐卖儿童，民间力量很重要，但也只能起辅助作用，打拐、解救被拐儿童主要还是得依靠公安机关。”“现在各省基本都有了‘打拐办’，但编制、人员配备方面还是比较欠缺，很多都属于兼职性质的，没有专门警力来负责，影响打拐成效。”

　　拐卖儿童背后，是暴利。

　　“把别人家的孩子往车上一夹，或者一辆玩具车、一块糖引诱到偏僻地方抱起就走，这完全不需要‘本钱’，人贩子却可从中牟得暴利。”张宝艳告诉记者，“从‘宝贝回家’网站解救出来的200多名被拐儿童来看，人贩子卖一个孩子最少都能获利两三万元，多的有七八万元。这些孩子多数被非法收养，被卖为乞儿的只是少数。”

　　因为寻子，已经成为半个打拐专家的孙海洋和郑春忠也告诉记者，一个孩子起码可以卖两万元以上。

　　“现在人贩子作案手法越来越高明了。”张宝艳则说，拐卖孩子速度非常快，有一个案例，孩子从陕西被拐到河南，跨省交易，3个小时就完成了。“越来越多人贩子选择团体作案，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拐、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卖。而且很多人贩子利用网络寻找买主，‘以销定拐’，不像以前作案后再找买主，风险就降低了。”

　　张宝艳还注意到，被拐孩子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农村到城市打工或做小生意的，“打工阶层占到了被拐儿童家庭的多数。”她说，被拐儿童家庭往往都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如城中村，生活也都不是很富裕，家长闲着的时候就会看着孩子，但工作或生意一忙，就顾不上，让孩子自己玩。

　　郑春忠也告诉记者：“在东莞丢失孩子的家长，99%都是外地人，在东莞打工或者做小生意，他们都住在人口密集的城乡接合部，孩子也多是在家门口被拐的。” 在深圳丢失孩子的孙海洋，与他有联系的52名深圳丢失孩子家长，都是外地人。“基本都是在自家附近被人诱拐失踪。”

　　在网络上寻求帮助，已成为孙海洋、陈世贵目前“最后的希望”。

　　他们在网上寻找线索，也会为其他丢失孩子家长提供帮助。

　　“打击拐卖儿童，民间力量很重要，但也只能起辅助作用，打拐、解救被拐儿童主要还是得依靠公安机关。”张志伟说，“现在各省基本都有了‘打拐办’，但编制、人员配备方面还是比较欠缺，很多都属于兼职性质的，没有专门警力来负责，影响打拐成效。”

　　张宝艳则认为，目前对“买主”的打击力度还不到位。“被拐孩子解救之后，买主基本都没有受到惩治，更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买方市场没遏制，肯定就还会有人贩子。”

　　实践中极少有对收买儿童者进行处罚，这种违法成本很低。“打击买方市场力度不够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我国刑法，收买被拐卖儿童是犯罪行为；但又规定，收买者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了解到，这种规定的初衷是为了确保顺利解救被拐儿童，如果对收买者施加更严厉的法律压力，可能反而会为解救行动增加阻力和障碍。

　　但孙海洋不明白：“购买一辆明知是偷来的摩托车，已经涉嫌犯罪，为什么买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却没有更实际的法律责任？一辆摩托车丢了，一年半载就可以挣回来；一个小孩被拐卖，是一个家庭一辈子都没办弥补的损失。”

　　曾被错过的24小时

　　叁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多次澄清，从未规定必须经过24小时甄别才予立案。新世纪以来失踪儿童官方立案数每年稳定在3000例左右，但实际上，在2009年打拐专项行动前，被拐儿童是逐渐攀升的，期间很多被拐儿童没有立案。

　　2009年4月9日，公安部牵头启动“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据报道，截至2011年12月上旬，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 11777起，解救被拐儿童18518人人。张志伟告诉记者，打拐专项行动效果明显，一是拐卖儿童新发案率明显降低，二是新案破案率明显提高。

　　“自2009年开始打拐专项行动，2010年的新发案率就明显降低。‘宝贝回家’网以前一天登记七八例新案，现在平均不到一个。”张宝艳说，但她同时透露———找回被拐孩子的家庭仍是少数，尤其是2009年打拐专项行动启动前丢失的孩子，回家的更是极少数。

　　自2007年以来，“宝贝回家”网登记在册的15000多名失踪儿童中仅有449名回家。“其中90%以上是孩子长大以后凭记忆找到亲生父母的，而我们网上‘家寻宝贝’登记数是‘宝贝寻家’的两倍，父母找回孩子的成功案例很少。”

　　“我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打拐专项行动启动前在东莞失踪的218名儿童中，只有两名被找回。”郑春忠说。深圳寻子联盟发起人孙海洋也说，他搜集到的52名在深圳丢失的孩子，至今也只找回两名。

　　“专项行动启动前的旧案破案率仍然不高。” 张志伟告诉记者，“打拐行动目前还没有建立长效机制，对提高积案侦破率的作用不是太大。”

　　“如果儿子是2009年打拐专项行动启动后被拐，也许很快就找回来了。”郑春忠说，打拐专项行动启动后，打拐力度、政策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我丢了孩子1个月后才被安排去做笔录，半年后才开始侦查。但线索都没了。”

　　像郑春忠一样，陈世贵、孙海洋等失踪儿童家长当初去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基层公安机关往往告知这些家长：按规定，孩子失踪24小时后才能立案。民警让家长自己先找。“微博打拐中找回儿子的我好兄弟彭高峰，孩子丢了13天后，警方才出警。”孙海洋说。

　　“在打拐专项行动启动前，24小时后立案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但其实公安部从未有过此规定。”张志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它来源于公安系统失踪人口网的操作规定，失踪24小时才能在网上登记备案，但这跟立案与否没关系，却被很多基层公安机关误读。”

　　在2009年打拐专项行动启动后，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多次澄清，从未规定必须经过24小时甄别才予立案，有被拐卖嫌疑和失踪的儿童应第一时间立案，以免丧失最佳的破案时机。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深化“打拐”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安部要求：凡儿童少女失踪被拐、妇女被拐的，一律立为刑事案件开展侦查。

　　张志伟透露，新世纪以来失踪儿童官方立案数每年稳定在3000例左右，但实际上，在2009年打拐专项行动前，被拐儿童是逐渐攀升的，期间很多被拐儿童没有立案。“我们的打拐机制在逐步完善。现在既然有了新政策，就应该进行调整，打拐专项行动启动前丢失的孩子没立案的应重新立案。”张志伟认为，这对解决失踪儿童积案问题很重要，“立为刑事案件后，就会有专门的刑警负责案件，采取一些相应侦查措施，相比于家长自己去找孩子，成功几率和破案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

　　寻亲记

　　一条寻子路

　　几多辛酸泪

　　被拐儿童的家长，基本不会主动放弃寻找。“很多亲戚都劝我放弃。”郑春忠儿子失踪已经9年，但他从未想过放弃：“只要有1%的希望，要尽100%的努力”。

　　郑春忠2000年从福建来东莞创业，2003年孩子丢失时，已小有积蓄。但孩子丢失第二年，他不仅因为找孩子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开始举债寻子，直到去年才还清债务。“很多被拐儿童家庭都像我一样，为了找小孩，基本上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个家庭都是花费数十万元。”

　　陈世贵与妻子最担心是女儿的安全。“在网上看到很多可悲的故事，不敢去多想，只是心里默默祈祷我的小孩是被好心人收养了。”

　　孙海洋的儿子孙卓2007年在深圳被拐后，找孩子便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但凡有线索，他都会核实。他寻子的足迹遍及三分之二个中国，只有西藏、新疆、贵州等少数几个省区没去过，因为“那些地方不买孩子”。

　　2003年，孙海洋30岁，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孙卓。2007年10月9日，在孙海洋举家搬到深圳白石洲的第六天，孙卓在家门口被拐。那晚7点多，孙卓做完作业，说太早了，睡不着，要出去玩，并径直冲出去了。孙海洋躺在床上没有制止，已经十分疲惫的他很快睡着了。

　　当晚8点多，孙海洋被妻子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妻子告诉他孙卓不见了。邻居告诉他，一名40多岁男子给孙卓一辆很漂亮的玩具车后，两人一起往北面去了。听完此话，孙海洋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是被人贩子给拐了呀。”

　　孙海洋拼命地往北面冲，想着人贩子不会走大路，便拐上小巷子寻找，但未见踪影，再重新拐回大马路上，他看到路边有辆警车，马上上前寻求帮助，但警方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把他带回派出所后，值班民警告诉他24小时后才能立案。

　　6天后，他从附近一家超市获取的监控录像显示，一个身着白衬衣的中年男子，把一辆玩具车摆在花坛上，孙卓没有理睬。男人很老到地将玩具车往前挪，摆在离孩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孙卓迟疑了一下。来回了七八次后，男人带着孩子消失了。

　　“录像显示人贩子是沿着大马路走的，就在我报警那会他还没有走出白石洲。”孙海洋最后悔当初在路口拐进小巷而没有沿着大马路寻找，那样兴许就可撵上人贩子。

　　当晚，孙海洋整夜在白石洲的大街小巷找孩子，还连夜赶制了寻人启事，贴满了白石洲的电线杆，这些努力都没有结果。第二天，他觉得悬赏寻人可能才有效果，于是在寻人启事加上了酬金5万元，第三天，把酬金加到10万元，但依旧没有回音。

　　第六天，他把从超市里录像获取的人贩子头像与儿子头像影印在寻人启事上，并把酬金加到了20万元，还承诺即便是人贩子把孩子送回来也照付酬金。 “卖一个孩子，最多也就七八万元，我心想人贩子是冲着钱来的，也应该会考虑我的条件。”孙海洋现在回想，觉得当时想得太简单了。

　　从那以后，每天都有人致电孙海洋，“提供”孩子的下落，都是些假信息。“每天都有40多个电话打来，持续了大概半年，搞得我精疲力竭。”孙海洋不敢漏掉每一个电话，生怕万一是真的。

　　后来，一起寻亲的家长告诉孙海洋，网络寻亲很有效，于是他开始学习上网。“我没读过什么书，键盘上的字母认得我，我不认得它们。”今年39岁的孙海洋15岁就出门打工，当时他花了1年慢慢学会了打字，后来还学会了上QQ、用微博。

　　为寻找儿子，这个靠做包子辛苦赚钱的小生意人，花光了20多万元积蓄，在老家湖北监利辛苦建起的4层楼房也陆续卖掉了3层。“如果孩子没丢，凭自己做包子的手艺，一年挣个10来万元完全没问题。”如今，孙海洋的包子铺早已关门了。

　　“我来深圳不久，也没得罪过人，孩子100%还在，就在某个地方，只是我不知道。我拼命找，总会找得到。”孙海洋说。因为一有线索就得去核实，他无法找一个固定工作，便成了一名拉客的黑车司机，因为这样可以自由安排时间。

　　“找不到孩子，我不会离开深圳。”孙海洋反复请求记者公开他的手机号码———“如果有读者看到孩子，或者有线索，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他重复了好几次他的电话号码：15920054088。　　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