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父母,我必须考上一流的大学。”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我早不读书了。”
“妈妈快把我逼疯了,她整天唠叨,什么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哪所重点大学,什么你怎么学习成绩总不见起色,什么这次考试又因为马虎丢分了吧……我现在对学习厌倦透顶,一上课脑子里就响着她的唠叨,根本学不下去。”
“爸爸是个工程师,他从不打我骂我,但我特别怕他。只要我的成绩不进步,他一看我就拉下脸来,整天整天不理我。光考高分不行,我必须有进步他才高兴,才会夸我奖励我。明年就要中考了,我担心极了,要是考砸了怎么办?天啊,我一想到爸爸的反应,就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
迄今为止,我收到了数百封中学生的信,很多孩子提到了父母的压力,上面几段话是他们信中最平常不过的片断了,还有多封信提到这样的话:
“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父母的期望,我累极了,真想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
对此,广州某中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三班主任解释说,父母比孩子对学习更着急,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了。就她看来,父母们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应试教育低。一直从事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知名心理学家徐浩渊博士说,父母的压力远超过教师,是孩子们学习压力的主要来源。
为什么父母们给孩子制造了这么大的压力?
国内知名的心理学家徐浩渊博士说,最简单的解释是,父母是将自己的焦虑转嫁给了孩子。父母,尤其是妈妈,他们自己的成长停滞下来,他们对自己能否适应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但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成长去解决问题,而是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结果让孩子承受了双倍的压力。
“家长希望孩子好,但常不知道该怎么做。”徐浩渊博士说:“最常见的是,他们不考虑孩子的心理需求,而是从自己的心理需求出发,为孩子设计人生。结果,他们出于爱心教育孩子,最后却发展出束缚孩子成长的非爱行为。”
“请举一个例子,好吗?”我问道。
听到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话,50多岁的徐博士突然哽咽起来,她忍着泪花讲了一个“每次必然让她流泪的真实故事”:
小学生小刚(化名,下同)突然跳楼自杀。他留下遗书对爸爸妈妈说,他觉得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累极了。爸爸妈妈常说,他们对他很失望,他不想让爸爸妈妈再失望,所以想到了死。自杀前,他砸碎了自己的储钱罐,把攒了几年的零花钱留给了爸爸妈妈。他说,他走了,爸爸妈妈不需要那么辛苦了,如果他留下的钱不够,爸爸妈妈可以加些钱,“坐坐火车,坐坐轮船,你们去玩一玩吧……不要再那么辛苦了。”
回忆到这里,徐博士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她说,小刚那么爱父母,他希望父母“坐坐火车,坐坐轮船,你们去玩一玩吧……不要再那么辛苦了”,这其实是他自己最大的向往。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事情,自己实现不了了,但希望自己最爱的父母去实现。
小刚的心理机制是投射,他最希望做一件事情,但自己得不到,就希望最爱的父母得到。他是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到了父母的身上。其实,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很多情况下也是投射,他们有种种心理需求,但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是期望孩子能去实现。孩子是最爱的人,孩子实现了,就像是自己的实现。
“这种心理是‘孩子不急父母急’的根本原因。”徐博士说:“父母们自己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却把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转嫁给了孩子。”
转嫁一:有劲儿全往孩子身上使,“全陪妈妈” 将儿子逼成“少白头”
董太太的女儿蓉蓉上高二了,现在什么家务活都不干。这倒不是董太太刻意惯出来的。一开始,董太太还要求蓉蓉做点家务,但蓉蓉只要一拖,做妈妈的就会忍不住自己动手了。譬如,看着女儿的脏衣服堆在家里,如果不去洗,董太太会觉得心烦意乱。只有洗了,心里才会痛快一点。表面的原因是,这符合自己的卫生习惯。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这样做给女儿节省了时间去学习。
尽一切可能节省女儿的时间让她去学习,这成了董太太的原始心理需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潜意识中,她对社会的变迁感到焦虑,觉得自己适应不了目前激烈的竞争。但是,她又没有勇气去提高自己,于是就暗暗希望女儿能考上名牌大学,在社会竞争中“夺占制高点”,自己也因此产生了成就感。
所以,她有劲儿就往女儿身上使,而不是往自己身上使。
这种心理转嫁机制在妈妈的身上比较常见。不过,董太太的做法是很普通的,有一些妈妈的做法就到了一种极致。
譬如,“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一篇名为《如此“培优”令人心疼》的文章讲到了一种怪现象:在武汉,一些妈妈把业余时间全部拿来陪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培优班”,除了工作外,她们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不让孩子有一刻的空闲,必须拿出全部精力去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这篇文章是一个爸爸写的,他写道:
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被他妈*着“培优”,从没有过过周末。6年来,妻子把他送进的“培优班”不下30个。儿子自嘲是见不到阳光的人,早晨6时走,晚上11时休息。经常晚上*时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一看,他斜靠在床上,流着口水睡得正香,手里的书掉在地上,让人心疼!
儿子五年级时长出几根白发,当时我没在意。上初中后,儿子白发越来越多,现在看起来像个小老头……我们担心孩子有病,带儿子看了好多医院,看了西医又看中医,医生的结论是孩子精神压力过大。按医嘱买回核桃、黑芝麻给儿子吃,可儿子的白发仍不见少。
每天早上6时,妻子准时叫儿子起床复习功课。即便上厕所、吃早餐时,妻子也要让儿子多背几个单词。儿子上小学时,每天下午5时30分放学。妻子在校门口直接将儿子从汉阳接到武昌,赶6时的“培优班”。公共汽车上,妻子一手端饭,一手拿水。儿子在车上解决完晚餐后就上“培优班”了。晚上9时下课回家,儿子还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
并且,这样的妈妈成了一个群体,她们相互交流信息,听说哪个“培优班”好,就会相互告知,然后纷纷去替孩子报名。
这些“全陪妈妈”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提高孩子的能力”,尽管出现了明显的负面效果仍不肯停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是极端的“有劲儿就往孩子身上使”,她们看似是为孩子,但内心中,她们是为自己不能适应社会而焦虑。
徐博士说:“很多妈妈,自己完全停止成长了,她们能不焦虑吗?但她们不努力让自己成长,而是将压力全放在孩子身上。她们说,这是爱,但不客气地说,她们是在转嫁自己的焦虑。”
转嫁二:把“理想自我”强加给孩子,知识分子要求孩子更上一层楼
前面的转嫁方式中,父母一方停止成长,而将“提高竞争能力”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孩子。但还有一些家长,自己并没停止成长,但孩子则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独立成长的另外一个人。只有孩子成功了,自己才有脸面。如果孩子不能出类拔萃,自己会觉得很丢脸。
著名教育家徐国静说,她发现工人妈妈们对孩子的发展很满足,她们说,我儿子学习不错,要考大学;女儿成绩不怎么好,但她有梦想,将来一定有出息。但“知识妈妈”们对孩子的标准普遍苛刻,因为她们比的不是孩子有没有考上大学,而是有没有考上清华、北大,是否去了哈佛。
这是一种“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问题。“理想自我”总比“现实自我”高一层,工人妈妈的“理想自我”可能是成为知识分子,孩子只要达到这个水平就行了。但“知识妈妈”的理想自我更高一层,孩子必须达到这个水平她们才心满意足。但在很多方面,工人家庭和知识家庭的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知识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人家庭有优势,但却承受了父母更高的压力。
一个妈妈诉苦说,自己听了很多讲座,看了许多教育书籍,希望女儿能学习绘画、英语、舞蹈和音乐,所以专门在少年宫附近买了房子。尽管这套房子格局不好,又很贵。但上中学以后,她发现女儿成绩变差了,她的“全方位”设计落空了,而且女儿变得特别不听话。自己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会换来这个结果?这位妈妈陷入痛苦之中。
徐国静认为,这些父母其实都在不自觉中把自己当成“债主”,甚至逼孩子“还债”,从而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上,亲情关系也变得像“债主”和“债务人”般紧张,这样的家庭环境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转嫁三:孩子是实现目标的对象,教育学家的“完美教育”逼孩子自杀
徐浩渊博士也说,一些高知家庭的父母压力是极其沉重的,她知道有两个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学教授,孩子却自杀了。
其中一家父母都是某师范大学教师,他们为孩子设计了一套“完美”路线,要求孩子严格按照路线去发展。孩子小时候还不错,但年龄越大问题越多。第一次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在父母的要求下,他第二年参加了复考。就在考试成绩公布的前一天,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父母要求的重点大学,他跳楼自杀了。令人痛惜的是,成绩公布后,他的分数超出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徐博士说,这个孩子的父母,作为教育学教授,显然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教育不成功”这样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结果无疑是对自己职业的嘲笑和否定。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前者的特征是,“我”将对方视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个人,而后者的特征是,“我”将另一个人当成了自己实现目标的对象或工具。无论目标是多么伟大,当一个人将另一个人视为对象或工具时,这种关系都是“我与它”的关系。
按照这个理论,这两个教育学教授,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与它”的关系,因为孩子成了他们教育学理论的实验对象。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人格,但这两个教育学教授,和那些“全陪妈妈”一样,他们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转嫁四:通过打孩子宣泄情绪,“打是亲,骂是爱”的潜意识并不伟大
小龙的语文考试不及格,爸爸把他揍了一顿,并且告诉徐博士:“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爱得不得了。打他是为了他好,再这样下去,他以后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可怎么办?打是亲,骂是爱,我怎么就不打邻居的孩子啊?”
但是爱的结果呢?小龙的语文成绩毫无长进,他还对语文课产生了厌恶感。显然,小龙消受不了父亲的“爱”。
但是,这真的是爱吗?徐博士说,是,但又不是。在意识上,小龙的父亲是为了爱,但在潜意识上,通过打孩子,做父亲的可以宣泄自己在其他地方郁积的负性情绪。
她说,做父母的必须要学会问自己一句,“我真考虑到孩子的心理需求了吗?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转嫁给了孩子?”
譬如,小龙的父亲还做过这样一件事:小龙闹着要买一双昂贵的耐克鞋,这要花掉爸爸半个月的收入,但小龙的父亲咬咬牙还是买了。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看到邻居家的孩子脚上穿着一双耐克鞋,如果自己的儿子没有,比不上人家,多丢面子啊?让儿子穿上名鞋,看似满足的是孩子的需要,但实际上满足的是做父亲的虚荣心。
一些家长,当对孩子的暴力起不到效果时,会将暴力转向自己,做一些自残的极端事情。“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上讲到一件事情:重庆一位“望女成凤”的张先生,为给“屡教不改”的女儿一点“颜色”看,竟用菜刀剁下自己的左手小指。看到父亲的鲜血,女儿才慌了手脚,跪在地上使劲打自己的耳光,向父亲认错。这位45岁的父亲说:“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虽然已经16岁了,但是她的心理年龄可能只有12岁,打实在不起作用,我只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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