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闭了两年之后,苏太太才决定给女儿找心理医生,这已经太晚了。袁荣亲说,如果能够早一点让心理医生介入,阿兰的问题就不会发展到彻底自闭的状态。
如果能够早期介入,袁荣亲说,他会建议苏太太向女儿道歉。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阿兰和许多孩子一样,认为高考失败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因为毕竟是她在考试而不是母亲在考试。
但是,独自承担这个终极的否定,实在太痛苦了。所以,阿兰拒绝直面这个事实,从而不断地逃避。
这个时候,如果苏太太对女儿真诚地道歉,告诉女儿说:“我错了,我不该用那些错误的方式给你制造压力,我要为这一切向你表达深深的歉意。”
那么,这样一来,阿兰就会感觉到,她不是独自在承担这个压力,她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从而就有了直面高考失败这个事实的勇气。
做到这一点后,他还会建议苏太太对女儿说:“你爱我,但我利用了这一点来控制你,我不应该这样做。现在,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女儿,我爱你,无论你怎么样,我都会无条件地爱你。”
当然,道歉只是开始。如果道歉足够真诚,做妈妈的接下来一定会遭遇新的挑战:女儿会指责她,一开始指责时结结巴巴,但接下来会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
这个时候,做妈妈的不要做任何自我辩解,而只是倾听,让孩子倾诉,并且告诉孩子:“我很难过,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过去一直忽视你的感受,一直不理解你。”
指责达到高峰时,孩子可能会有公允,出现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父母的倾向。这个时候,做父母的仍然不要去辩解,他们最后会发现,这只是一时的,孩子到了最后经常会号啕大哭一场,然后对父母表示谅解。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袁荣亲说,“真诚地承担错误教育方式的责任,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想把孩子从高考失败中拯救出来,他们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毕竟,他们的高压教育方式的确给孩子制造了太多的痛苦,他们要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当父母做出这一点后,那些觉得受到了终极否定的孩子才会有勇气面对高考失败这个事实。
接下来,袁荣亲说,他会帮助孩子们重建自己的价值感。他会帮助孩子们理解,高考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它虽然很重要,但这一个环节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人生的失败。相反,如果你坦然地接受了高考失败这个事实,就可以真正理性地选择新的道路,而不是在懊丧和痛苦中度过未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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