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要求爸爸的权威回归
时代要求爸爸的归位
在这个时代，爸爸们占有一席之位，但却没有权威。他们有象征性的位置，却没有实质性的地位。现如今，韩国的社会风气有很多地方与“无父社会”的时代特征十分吻合。
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象征权威的爸爸们的立足之地。下班回到家，按门铃没人会回应，因为家人们觉得这已经无关紧要。现在又有多少个家庭能做到，当忙碌一天的爸爸回到家按门铃时，会跑出去开门迎接呢？
所以，时代在要求爸爸们全副武装、以崭新的权威回归。如今已经不容许爸爸们再像上个世纪那样盛气凌人地对家人“颐指气使”了，而是要求爸爸们得秉承着妈妈般博大的关怀与慈爱。
彻底丢失的权威、打乱位阶的社会、蔑视法律与秩序的社会、缺乏关爱的社会，这并不是社会应有的面貌。越是先进发达的国家，就越应该树立权威、提倡遵纪守法，并施与每个人关怀。
当然，现在也有些爸爸只会高喊权威。不过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爸爸的权威、力量和权力已经失去了力度，其程度之深导致我们来到了一个需要再次呼唤“爸爸”的时候。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的爸爸是懂得放下架子，与家人和睦相处、平心静气地沟通，细心地倾听，安安静静地履行领导责任的爸爸。如果在满足了上述要求之余，还能具有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引导整个家庭关系的积极影响力，那么这样的爸爸更是会受到大家的尊敬。
但现在具有家庭关系引导能力的男性明显少于女性。男性通常都是目标指向型。所以见朋友或其他人的时候必须要有目的和原因。不会为了闲聊而吃饭或喝咖啡，就是源于男性的这种目标指向型特征。
不过为了子女教育，爸爸们有必要从妈妈那里学习一些维持家庭关系的方法。为了引导子女们实现目标和梦想，爸爸对子女们要努力做到像妈妈那样的细心呵护与关怀。
爸爸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坚持做孩子坚实的后盾。不论是穷爸爸还是富爸爸，只有爸爸积极参与子女教育，我们的子女才会幸福，我们的社会才会稳定。为了让子女体会到真正的父爱，爸爸们应该以身作则，让“灯塔”始终为孩子们照亮方向。
我的爸爸去世已经有20多年了。那时，我高中二年级。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爸爸结束了只有常人一半的生命。不知他为何要如此匆忙地离开我们……现如今，已经活到爸爸当时那个年龄的我，似乎可以体会到生活的分量。作为爸爸或者是一个男人，那份沉甸甸的担子已经在我肩膀上压了多年。
某一天，在整理爸爸遗物时，我发现了一本尘封已久的日记本。虽然从小就常常见到爸爸在本子上记录一些潦草的文字，却不知道里面都写了些什么。本子的一侧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一笔笔贷款的款额，其中一部分也许是还清了吧，已经用粗重的横线勾掉了。
爸爸当时为了我们四兄弟的大学学费，看样子每月都要靠借贷款来维持。托爸爸的福，我们兄弟都顺利读完了大学，而且在我们当中还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这在当时我住的地方，可是罕有的。不过这其中不能抹灭了姐姐一直以来的付出，上完小学后，姐姐连中学都没有读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为的是让我们兄弟几个考上大学。
《周易》中记载，成功的条件是“不家食，吉”。意思是，如果不能养活家人，从结果上来说，是对人生有利的。也也是在嘲笑，如果只是急于养活家人的话，反而不会成功。
直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大部分的家庭，都还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困难的家庭中，对于子女教育，父母要在子女中作出一定的取舍。这时，受儒教传统思想影响的家庭就要牺牲女儿，让儿子继续念书。“大女儿是家底”这句话可以说是男尊女卑的遗风。无论是女儿还是爸爸，都只能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因为拿着只能糊口的生活费是不能供所有的孩子上学的。
但就连先紧着让儿子上学，也不是所有的爸爸都能做到。那时也有很多爸爸由于眼前的生活拮据，将孩子们送到了工厂，而不是学校。尽管理由是孩子的成绩不理想，但是只凭中学的成绩就断定将来的人生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过，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穷爸爸们，迫于艰苦的现实生活，大多数人还是表现出了目光短浅的一面。就好像在赵廷来的小说《阿里郎》里面描写的一样，想要成为百万富翁的郑翔圭由于舍不得钱，于是不允许自己的子女上大学。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父母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即使有钱，也不会给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
幸好我的爸爸是以长远的眼光作出的决定，我们兄弟几个才有幸成为了教育的受惠者。当进行子女教育的时候，爸爸们要时刻铭记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
英国最杰出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读小学和中学时，成绩一直是班里的最后一名。高中时期虽然就读于英国名门学府哈罗学校，可是在那里他也没有显露出锋芒。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丘吉尔终于茅塞顿开，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如果那时丘吉尔的爸爸没有送他教科书、没有送他上学、没有默默地相信并支持着儿子，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指挥英国人民抗击德国纳粹的伟大功臣了。温斯顿·丘吉尔在《我的早年生活》一书中如实写道：“那时候，唯一让我开心的事就是阅读。在我九岁半的时候，爸爸送给我一本《宝岛》，我还记得当时自己认真读完了整本书。我觉得自己在功课上很用功，但在班里却总是排在最后一名。”
如果丘吉尔的爸爸因儿子总是排在最后一名这件事觉得愤慨或者是丢人，而作了另一种选择，那现在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社会名流或者高官、教授，甚至著名大学的院长，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国留学。尤其是当自己的孩子成绩不理想时，害怕被别人发现那是自己的孩子。就好像有句话说“孩子(儿子)是父母的冕冠”一样，这些人把子女成绩不佳的事实当成了自己的羞耻。
秀才之乡——全州柳氏宗室的教育方式
全州柳氏是韩国的名门望族，朝鲜后期出现了继承退溪学正统的定齐柳致明(1777~1861)和义兵将帅柳麟锡等知名人士。不仅如此后，还培育出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作家、教授等等。其中，诗人柳岸津(首尔大学教授)、作家李仁和(本名柳哲均，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
为安东全州柳氏(水谷派)的诞生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当中，柳奉时(1654~1709)先生可谓是功不可没。在名门的初创时期，总会有一位为子女教育打下基础、树立家族优良传统的先人，无名的柳奉时就是其中一人。水谷派在柳奉时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世时期，被命名为新三柯亭派，在其中充当决定性角色的人物就是柳奉时。
柳奉时生活在肃宗时期，虽然是一位乡间的隐士，但却有着家族企划者的崇高地位。换句话说，全州柳氏在柳奉时这样一位企划者出现之后才有幸飞黄腾达，成为一代知名家族。虽然柳奉时既没有科举及第，也没有达到学问的至高境界，但却通过子女教育使全州柳氏成为了名门望族。
柳奉时敦厚友善，虚怀若谷，秉承诗礼传统。膝下育有二子，皆才华横溢，实乃可塑之才。村中鱼龙混杂，若要育子，实属不易。柳奉时遂携两子前往渭川山中，与世隔离，专心施教，历经十载有余。其因只为育子清心之欲。粗茶淡饭，稳其治学之心。书中之意，了然则以，不求甚解。修缮品性，陶冶情操乃旷世之大业也。
摘自李浚衡《三柯亭记》
1674年，柳奉时带着两个儿子升铉和观铉离开了务实宗宅，到十里以外的渭东安了家。这时柳奉时对妻子说了自己的见解。
“如果我们不教育好子女，便对世人无可交代。把家搬到渭川建好房子，育子十年，让他们成人后参加科举吧。”
柳奉时为了教育两个儿子而编撰了一本书叫《三柯亭》，并为了制作教鞭，在院中栽种了三棵柯树。他欲将儿子教育得像清溪一样，为日后家族奠定基石。
柳奉时为教育两个孩子而带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宗宅。当时他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当今社会中为子女教育而移民到首尔或者美国的举家搬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柳奉时为了子女教育倾注了一切。当儿子们了解到爸爸的良苦用心，便勤勤恳恳地专注于学业。十年来，柳奉时不辞辛劳地对两个儿子谆谆教诲，两个儿子也不负众望考中了科举。但那已是柳奉时去世后的事情了。
长子柳升铉在肃宗时期中了文科科举并晋升为锺正府使。弟弟观铉也同样中了文科科举被提拔为刑曹参议。身为咸镜道京城府使的柳观铉率先废止了对百姓的欺压。他举止稳重，学识深厚，英祖时期成为了思道太子的老师。他在外地任职时，作为牧民官广施善德，在丁若镛的《牧民心书》一书中记载着他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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