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撰写自己医学博士论文那个时期，没有人向我们教授对儿童的特别研究方法。我并不知道如何“照顾儿童”。也许这更好。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尚待开垦。我使用一种非常传统的精神分析技术，但依靠自己的直觉一步步地向前摸索。摩根斯坦夫人已经开始开辟童年的黑暗大陆(她留在波兰的犹太家庭遭到了流放。她是第一位将儿童纳入分析对象范围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她在德军占领巴黎那一天自杀身亡，享年78岁。)，指出一名儿童即使受到禁锢，也能在获得一种非成人编码的交流方式(比如图画)时进行自我表达。弗洛伊德在小汉斯的病例中没有使用图画。他依靠的是汉斯这个恐惧症患儿的父亲的讲述。相对于这名儿童自身，他更多分析了其父亲的投射和幻想，最终说来就是这名父亲对儿子过去向他所说的话的回忆，这不是一回事。受弗洛伊德培养、也在巴黎从事成人精神分析的摩根斯坦夫人创立了给4岁以上尚不说话的儿童纸和铅笔让其表达的方法。如果这些孩子打破了沉默，如果他们的情况出现了好转，她就不再继续进行分析。她和父母不作交谈或很少交谈。当时人们尚不懂得和幼儿这样做。至于我，我则尝试在儿童精神分析方面走得更远，就像对成人那样，寻求对被治疗者与治疗者关系中的情感转移进行观察和分析。作为治疗婴儿的儿科医生，我曾意识到他们会回应我的表达，并且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对家庭所发生事件的反应。这是他们的语言方式。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讲述了这一点。这完全是新的东西。寻求把这种互动表达出来、将其言语化，这就是与人建立前所未有的更加深入的交流。这是由弗洛伊德开创的对情感转移的研究，但应用于对儿童的治疗。我在儿童神经症中发现，某些病例很早就有了端倪，但当时被人忽视；它们是身体和情感关系方面出现的一些紊乱，反复发作，却被认为是器质原因或性格易变造成的。因此必须在养育阶段，在给孩子的最初教育阶段监控和预防神经症，并破解这些反复发作、耗尽当事人与他人心灵交流能量的紊乱的含义

　　“教育医生”，它也许意味着必须有一名医生对一种弊大于利的教育所犯错误进行纠正。并且我所思考的教育不是这种或那种有意识的一整套教育方法，而是家庭成员间无意识的相互关系。

　　成人对儿童的关系以及相反的关系都能促成健康或导致疾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致力于理解并净化这些关系。要帮助儿童或者父母本人实现自我理解，让我发生兴趣的就不是心理教育学。所以我不再做精神病院住院实习医生，而是从事实地研究，去做门诊。我的工作仍属于儿科范畴，但方向转为性格、精神情感、家庭或者社会性障碍，以及在儿童和青少年诊断中暴露的无数功能性混乱。

　　在法国的儿科诊室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精神分析的目光都尚未投向新生儿。对新生儿健康起伏(即体质迅速衰弱又突然恢复)这种所谓“无法预料”的变化进行探究的个别学者使用一种直觉方法，尚未求助于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刚刚开始在人们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得到引用。当时，并非精神分析学家的奥布里夫人(Jenny Aubry，儿科医生，1945年赴美国旅行后成为精神分析学家。)发现儿童是用消化道来表达其精神情感性舒适或不适感觉的，一种紧张的气氛会导致其消化紊乱。她的研究标志着儿科学在法国的转折。

　　奥布里夫人曾在公共救济事业局对一些因呕吐被乳母抛弃的婴儿进行观察。他们被人送进医院哺乳室，在那里恢复了生理健康。负责治疗的儿科医生中午离班时孩子还十分健康。到了下午两点，人们紧急叫她回去，因为孩子有中毒症状或急性腹泻……她马上赶回医院，让人检查了婴儿的大便，看到结果是非感染性的。她询问这个孩子身边发生过什么事情。于是大家发现孩子是在目睹保育员和护士长一场争吵后发病的。医生决定重新让他喝一瓶奶，这瓶奶很快又随着腹泻排了出来，于是再给孩子喂一瓶奶……这样通过把消化道一次又一次地填满，孩子终于脱离了危险。为什么他会从非感染性状态开始出现严重的感染症状呢？这是因为他的消化蠕动被加剧了，他是在用自己的消化道来说话，以达到与其保育员情感氛围相同的紧张度，他与保育员是紧密相联的，就像一个12到18岁间的大孩子随着母亲哭泣而哭泣、随其喜悦而喜悦一样。在照顾人员言语和情感强度刺激下，一名几周大的婴儿会通过消化器官过度的蠕动作出反应，这种蠕动在他将消化管道中的所有东西排泄一空之后使他的身体发生空转。首先这不是感染性的，因此当人们将其消化道填满之后，它就有了消磨、操作之物。忙于这种过度的蠕动会使孩子安静下来，尤其当人们向他谈论他所要表达的事情时。他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常态，腹泻停止了：黏膜并没有更多的感染。而在人们弄明白这种反应性动力过程之前，常会给婴儿禁食，让他只饮水，对他进行“监护”。

　　有关学者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填食法，后来又尝试通过用言语向孩子和照顾孩子的人解释他们之间拥有的象征性功能共生关系进行治疗。

　　有多少次，我看到当事儿童的母亲透过泪水笑着问我：“您认为他能听懂吗？”

　　在杰妮·奥布里夫人发现医院紧张气氛能导致新生儿消化紊乱的那个时期，人们不知道可以通过摇晃来安慰孩子。摇晃孩子，这是落后农村才使用的方法啊！婴儿床都是固定的，因为人们没有预见到要轻柔地摇晃孩子。然而摇晃婴儿是在帮助他在想象中重返母腹，因此这是一种能使他平静下来的安慰方法。

　　我很早就对所有这些东西有了一种直觉，但尚“无话可说”。当我学医时，这种研究方法尚显怪异，只有少数几个“别出心裁者”重视婴儿的焦虑问题。另外，对学龄儿童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说的是那些有乱说话、结巴、抽搐、偷盗、做噩梦、离家出走等问题的孩子。当时有皮亚杰从事的智力水平评估，有对知觉、记忆力、判断力和词汇水平的研究，还有蒙台梭利、弗雷奈和许多其他学者的发现，他们中和了应用心理学的结论，强调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双方互信、每个人脱离竞争的好奇心的作用，以及他人对其个人道路、个人节奏给予的尊重等。这些做法都与精神分析学相去甚远。实际上，这门学科并不为上述研究界所看重。但当时我很年轻，正热情地接受精神分析，认为他们的研究很有意义，并试图借助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利用上述教育技术，并将其与教师对学生的理解、能使他们充满活力的欲望结合起来阐明儿童应走的道路。

　　对我来说，最难的事就是避免像一个只对自己说话的“怪人”那样与世隔绝。尤其不能让事情往前走得太快，而是要说服年轻医生们对幼儿甚至新生儿讲话，就像对待拥有语言的生命一样。当我在如何提早预防神经症以及提早进行精神分析这条尚很不确定的研究道路上探险的时候，我的同行们耐心地积攒着他们的不满。过了很久，当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开始让一些年轻的同事感兴趣，并且我想和他们进行谈论的时候，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把我作为不受欢迎的人开除了，这是在1960年。

　　这样的命运对我来说是件幸事，因为这次开除使我受益匪浅。我得以完全自由地工作。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开除我的理由有三：

　　1. 您凭直觉工作，这在精神分析上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2. 不认识您的人对您个人产生了严重的移情。

　　3. 在您的预防性研究背后有社会思想，在我们看来它们有共产主义嫌疑！年轻的精神分析学家接触您是危险的，虽然我们另外得知您也从事完全传统的治疗。您向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应该教授一种方法。以后您可以从事研究，但要站在我们一边发表著述，不能再如此培养年轻人。

　　结论就是我需要放弃口头传播自己工作的行为，如果我还想呆在协会里的话。我的同行对我表现出成人面对威胁现行秩序的儿童时的那种自卫反应。

　　那么我究竟做了什么让人如此担心呢？

　　我将自己目睹的人们对儿童施行的那种医学称为兽医，主张将其抛弃，并要求放弃对人生第一阶段的训练，代之以对儿童应有的尊重：他正学习语言，很敏感，身上蕴含着一个成人并正为之进行准备，在某种微妙、基本的东西上与这个成人相平等；然而他还不能用话语进行自我表达，他的表达方式是用整个生命对家庭成员所体验的、他以自己方式所分担的生活喜怒哀乐作出反应。我想让人们明白，如果某件事使家人出现情绪变化、改变了家庭氛围而且将孩子卷入其中，那么对他们不加隐瞒，用话语向他们说明事情的真相，这对他们的成长具有建设性价值。我主张如实回答他们的问题，但同时尊重他们不符合逻辑、虚构和诗化的东西以及缺乏预见的特点。虽然他们了解大人的真实情况，但他们能由此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想象和谎言来获得快乐或逃避困苦的现实，保护自己必不可少的成长时光(假如有很多人相信一种谎言，难道这不也是一种现实吗？)。真实有不同的层次，依既有的经验而定。每个年龄段的人只能通过自己的经验、用既有知识构建自我，而任何知识都是一个似乎已解问题与另一个待解问题之间的分化。

　　因此，我是一名以“传统方式”进行工作的精神分析学家，坚守弗洛伊德创立的方法，即不断质疑患者与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共同取得的知识，这种治疗过程就是移情现象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患者(虚假的或者真实的)与精神分析学家在此相互发生关系，后者在倾听患者的同时进行自我考验，看自己最终能把双方的关系引至什么结果。他不是以普通人身份引导这种关系的，而是起催化剂的作用，在病人过去受抑制的骚动发生迁移、使其个人经历获得复现时，帮助其破解感情和思想方面发生的一种强烈化学反应作用。这属于传统的治疗工作，但可以用于会说话的儿童，条件是其本人愿意接受帮助。对于不会说话的儿童，我则试图用话语之外、但仍然与话语有关的其他表达方式来进行这项工作，比如图画、模型、用实物表演幻想(自由游戏)等，因为它们能够促使患儿在与分析者的移情关系中重温自己的过去经历。对这种被重新唤醒的过去经历的解释就是精神分析工作。至于患儿生活的现况，那是其父母、医生和教育者的事，也是他自己的事，如果他愿意配合这些人士指导、支持自己实现现实目标的话。无论患者是儿童还是成人，就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行为向其父母或其本人提出建议，这都不是精神分析治疗医生的角色。

　　这就是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之间的巨大差别，许多人都不甚理解：前者只通过帮助当事人重温过去，与其发生关系，哪怕他是一名儿童；后者则可采用各种方法直接帮助患者解决当前困难。

　　精神分析是一项缓慢的工作，有时看起来能很快起治疗作用，有时则不然，甚至在短时期内经常无法让人信服。相反，许多心理治疗工作短期就可以取得可观的疗效，并且不出现复发的情况。

　　这就是那么多人怀疑精神分析而高度信任诸多心理治疗工作的缘由之一，但这些心理治疗或多或少都建立在源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上，应用者都是曾受过专业培训的精神分析学者，他们因对那些被称为经典治疗案例的漫长工作感到失望而转行。我并不敌视心理治疗学，自己甚至也曾经做过。然而，无论精神分析花费多长时间，甚至半途而止，经验都说明其长期疗效总是积极有益的，不只是对患者本人，对其后代来说也是如此(倘若他有孩子而且后者尚未成年)。相反，一次成功的心理治疗的效果会随着治疗的停止而停止，并对当事儿童今后长大成人、开始社会生殖活动并养儿育女的历程起不到预防作用。此外，还有适应症问题。接受精神分析永远不会太早，但对一些在神经症的压迫下已经错误地许下诺言、履行责任的成人来说有时则太迟了。抛开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重新从零开始的效果不谈(因为经验永远不容回避，另外获得理解的失败也是有益的)，精神分析能够用相对较长的时间帮助患者在某种意义上脱胎换骨，尤其是与他的过去及其精神分析医生进行彻底的交割。

　　心理治疗很少谈及患者的过去，只是帮助他走出目前使他产生焦虑的死胡同，使他能够看到事情可维持的方面并改善这些方面，而在他和心理治疗医生共同全面审视这些事之前，它们显得毫无希望。心理治疗利用了在治疗工作中至关重要的患者对医生的移情，但未能清楚地解释，移情只是成了一种神经症诱饵，使患者虚幻地相信心理治疗医生了解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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