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某些作家，尤其是一些女作家表现出一种排斥反应，她们想与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与她们自己从中获得的东西决裂，而她们并未接受过精神分析。在她们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摘取以下重复出现的词句：“应该走出父亲的形象和母亲的形象……应该杀死虚幻的父亲、杀死虚幻的母亲。”乍一看，这似乎一点也不矛盾，因为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实际上就是为自己的生存而超越、摆脱，即“杀死”想象中的父母亲。然而最终说来，这些女作家想要表达的是必须摆脱俄狄浦斯概念，并开启与儿童、与其父母的新型关系。根据她们的说法，这种关系更为热情、轻松，冲突性更小，等等。这种要求、这种想把相关的全部文化成果当作一种制约予以摆脱，这种考虑与什么东西相符呢？同样，女权主义者过去有段时间似乎也常把分娩的痛苦只源于条件反射这句话当作论据挂在嘴边，因为姨妈和外婆曾说过：“啊，我的小姑娘，你生小孩会很疼的。”，等等。她们由此得出结论：实际上妇女的全部命运，甚至她的五脏六腑等一切东西最终都是数世纪大量思想灌输的结果，这种灌输约束着我们女人。她们也由此认为，人们能够做到从这一大堆废物中解放出来，并创造新的女性形象。现在的流行语是：新型母亲、新型父亲，以及儿童与父母关系的转变。

　　这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似乎只要表现出愿望，某天早上突然决定弗洛伊德是应被摈弃的文化遗产就足够了！当这些女文学家宣称应该杀死虚幻的父亲时，她们是在有意识地表述这一点，而精神分析揭示这是无意识的过程。她们所谓的摈弃只是对精神分析言论或者说她们从中所学知识的一种否定，而并非真正摆脱这些暗地里发生的过程，精神分析学知道这些过程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当中，它们尤其是无意识的。

　　否定存在并不能证明这不存在，并且也不能证明人能够摆脱俄狄浦斯情结。为了促使孩子杀死虚幻的父亲，父亲只要随着孩子的成长真正做一个真实的父亲就行了。这样孩子就不需要拥有一个虚幻的父亲，因为父亲在眼前真实存在着。很多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让孩子用名字称呼自己，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青少年不再像婴儿一样叫“爸爸”，这是必要的，但要叫“父亲”，并且如果父亲叫孩子“儿子”，他就是在肯定自己真实的父亲身份。为了杀死虚幻的父亲，父亲必须有更多的真实存在。但为了强化这种真实而否定遗传关系，并由此否定一方对另一方丢弃幻想的权利，这是完全无用甚至是不当的。孩子把父亲当作自己的榜样，父亲把儿子当作自己的血脉代表。这属于互享的自恋。如果儿子获得成功，父亲会为自己有如此优秀的种子而倍感骄傲，但如果儿子遭遇失败，他就会自觉无能，似乎生下一个在他眼中没有价值的孩子意味着他没有生殖能力。他会想：“我生了一个废物。”这就是对自己孩子不满意的家长身上发生的事：当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不好时，他会承受父母的焦虑。

　　“所有人都看到我是一个窝囊废，因为我儿子是一个窝囊废。”这种自恋性和俄狄浦斯式的关系并不会因为小男孩用“儒勒”代替“父亲”或“爸爸”来称呼生父而废止。同样的关系还存在于教师和学生之间：老师为拥有一名坏学生而恼火，因为后者的失败意味着自己也不是一名好老师，尤其当他发现这名学生其实是一个聪明孩子时。“废物”、“没有前途”，这些是爱因斯坦读书时老师给他的评语，他被视为一个不合陈规的坏学生。

　　试图想象自己对另外一个不能满足自己欲望的人拥有支配力量，这就是人的状况。这种权力局限构成了我们的痛苦。精神分析学让我们得以用新的眼光来透彻地看清人类生育者和被生育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但人们不是接受这种真实，而是想否定它并避免它带来的痛苦。然而我们必须要经历这种痛苦。一名父亲或一名母亲不能不为自己无法满足孩子的(或者自己认为是孩子提出的)要求而感到痛苦……他们一心想让孩子满足自己，这样他们必须要经历上述失望。按照他们最初的做法，孩子仿佛是一条可被塑造的生命，只有一次痛苦才能让他们学会尊重这个孩子身上的生命事实。

　　在那些女小说家们表现的反应中，不正常的是她们为父亲在一个女人生命中所占的统治地位感到愤怒，她们对此可能有过体验。她们希望通过社会变革和建立更加真实、更富有活力的交流而做到用真实的父亲来控制甚至消除虚幻的父亲，这很容易让人理解……她们想看到后代人不再遭受过去那种束缚，这是正当欲望……但否定冲突并声称消除痛苦，这是一种危险的自欺欺人。像艾尔维·巴赞(Hervé Bazin)那样借口父母与孩子间存在斗争而系统地加剧这种斗争，这也是病态的做法。

　　在这方面曾出现过激的做法。总是一种风尚驱走另外一种风尚。人们没有很好地消化一整套蹩脚地接受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文学，使得他们在今天感觉必须摆脱俄狄浦斯观念的畸形发展。

　　然而文学只能是自恋性的，因为只有为自己无法满足的欲望而感到痛苦并通过写出自己幻想来满足这些欲望的人才从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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