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认为，他们比强调神经科学的作用、似乎想指望其打破教育学规范的进步自由主义者做得更好，却可能有违初衷地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自动化。社会心理学家确实曾滥用了对环境因素的统计研究。

　　这在过去很重要，我们也应一直予以考虑。但我想人们在做统计时也无法从中找到所有的解释。例如，如果人们研究一组失去父亲的儿童和另一组有父亲的儿童，就会发现第一组有更多的违法现象，因为心理学家的标准就是违法现象或者病态。病态不一定会被收治，不一定会被计算在内。病态不只是眼前既有的东西。在测试中，人们无法考虑不作回答的儿童身上的印象。

　　许多在测试中因不作回答而显得低能的儿童其实十分聪明，但他们尚处在接受而非反应性表达阶段。一些儿童曾一直只被人当作一件物品对待，于是他们会在某一天通过自己的第一次违法行为变成主体，在这之前他们从未有过权利和个人尊严。儿童的尊严、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尊严从未在任何一家幼儿园、托儿所、小学得到重视。对于这种匮乏与异化，任何统计与测试工具都无法进行评估。研究严重的疾患、异常行为和重新犯罪问题并思索预防方法，这当然很重要，但值得观察和测试的并非只有冰山的可见部分。

　　弗洛伊德说：“无意识就是冰山所有看不见的部分，而不是其可见部分。”统计只对可见部分有意义，但抛开了被掩藏的部分。

　　社会心理学看不到具有发明创造潜力的儿童。而这些儿童能够使自己的边缘状态获得升华，即把他们的能量投入到自己所追求、让自己(而且可能让其他人)获得快乐的活动中去。快乐有时也对社会有用。这是无理由的创造，是对已知事物的超越。

　　儿童的独创性被边缘化了。对于所有这些儿童，成人稍有不慎或者对他们不理解，就可能使他们滑向或者将他们归入少年犯或者病人之列。在这么幼小的年龄走出家庭，他们绝对无法适应一个成员众多的群体。即使在一个大家庭中，他们依然是一个较大群体拥有的小件物品而已。他们需要被认可为一名与父母有着独一无二关系的独一无二的儿童，这种工作正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我们要由此开始用话语帮助孩子们以其与生俱来的本色去适应他人。倘若我们剥夺他们的这种关系，剥夺他们的情感生活，而将一种共同的教育规范强加给他们所有人，我们就是在教给他们绑架、强暴、弱肉强食的语言，这种语言违背人类伦理，但习惯却使人们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予以接受。假如您也接受了这种道德，您就会将学校反常并造成学生反常的教育原则评判为“正常”。

　　儿童的个体化要靠更好地利用父母的陪伴来实现(无论具体方式如何)，而不是取消这种陪伴。但相对于纯粹、简单的替代，接手监护工作的成人应该在一种与孩子相互信任的气氛中代行父母职责，并用话语告诉孩子其父母遇到的困难，但对此并不加评判。

　　担负教育或教学工作的成人与入学儿童之间极少建立应有的语言关系。公民之间从其小时候开始就存在不平等，根源就是他们与父母的语言模式没有被重用；它是一种十分丰富的动作性和情感性语言，但不是言语性的。我们正是需要通过用话语对儿童与其母亲的情感语言进行解释才能教给他们言语性的语言。然而学校现在都没有这样做，甚至不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说话，而一名儿童在忙着做一件事时会不停地说话，直到七八岁。

　　您是否知道，我们丝毫不能根据课间休息的情况来区分听力正常的儿童和聋儿：后者用声门发出的声音伴随着他们的欢乐和伤心，虽然他们自己听不到。无论一名聋儿玩得很开心，还是感到很难过，在聋哑学校的院子里，他和一名听力正常的儿童毫无二致。就像人们认为听力正常的儿童能做的那样，他们自行处理彼此的不合，不会大喊着让父母来帮忙。老师们在一旁相互聊天，任凭孩子们你抢我夺，就像在一所普通学校的院子里。观察学校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之间发生的事很有意思，然而从未有人这么做过或者谈起过。

　　在课间休息的院子里，孩子们之间的自然关系会出现错乱，甚至出现残暴之举。电影《苍蝇陛下》就是一则令人不安的寓言故事：一群在海上遇险、独自漂流到一座荒岛上的儿童重建了一个拥有十分残暴习俗的社会：秘密入教仪式，奴隶制度……这正是他们从小就从成人权力那里学到的东西，他们只是在复制这些东西。班级里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休息的院子里爆发出“兽性”冲动(我指的是未曾被谈论过的冲动)。监护老师只有在事情变糟时才进行干涉，而不是用话语解释他们的能动性活动。在课堂上，甚至在其他地方，他们不能发“太多的噪音”，而这种噪音完全可能是必要的和自然的。当他们无法自控时，大人仍旧会要求他们：“控制住自己。”阴险的孩子甚至会在卫生间殴打一个受气包；这些孩子不会出声，然而没有任何人主动去和他们讲些什么。受惩罚的永远是发出声音、作出反应的孩子，从来不是挑动这种反应的肇事者。小丑比躲在角落里使坏招的虐待狂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另外，言行举止乖得像件物品、不再有能动性的学生受到老师的欣赏。您想想看，他从不抱怨，不打扰人，试卷上批有很高的分数。他只是老师良好愿望的一个投影。如果这是以奴性顺从为代价得到的，或者是为了换取回报、受到老师欣赏而为之，那就再糟不过了。这是在出卖自己的欲望。

　　这就是我所说的消化式学校。好学生实际上就是接受成人割掉自己的根，并根据要求去模仿成人的孩子。

　　这种现象让畏惧变革的社会感到高兴。人们更喜欢重复，愿意进行重复的儿童就被视为好学生。此时他一心想的就是作假和取悦大人，用大人强加给他的模式来塑造自己，而不是通过表达自我去建立一种主体关系。他是一个被美化的懦夫。可能存在个别特殊的、边缘化的学生能够一边做好学生，一边得以保存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自由批评精神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并对自己说：“好，在班里我这么做，但其他时间我将完全避开大人的权力……”这个孩子很了不起，但他出现的概率是两万分之一。我想以卡米耶·弗拉马利翁的故事进行说明。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天文学家的弗拉马利翁。他是家里第15个或者第13个孩子，从3岁开始，大家都只叫他“弗拉马利翁”，而对别的孩子都叫名字……他就这样被叫做“弗拉马利翁”，在家里也是如此，因为他是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但他同时也好奇地观察课堂之外的一切，表现得聪明、勤奋并富于创意，拥有自己的生活。但这个孩子只是一个特别的个案。相反，有多少富有才华的儿童被埋没于低能儿之列啊！一些孩子让自己沉睡下去，变成物品，以求太平，看起来就像一名真正的低能儿。著名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家人都爱他，没有人在乎他糟糕的学习成绩。大家说：“将来他总归可以到那位经营呢绒的叔叔店里当搬运工。”今天，一名儿童甚至连爱因斯坦式的学生也做不成了，哪怕他的家人同意。他会很快被“清洗”掉，并被重新安排学习方向。这不会超过两年。学校从五年级开始就进行选拔。从这个学年第一个学期末开始，大家就已经知道谁将留级，谁将被劝退，尽管这可能是当事学生真正的个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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