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祭祀的目的是为处于危难中的社会群体祈福。牺牲、祭品的概念本身似乎已经从我们的思想方式中清除出去了。然而，我们在今天家庭集体中又看到了牺牲的主题。当一名家庭成员处于某种退化状态时，其他成员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建立某种秩序，缔结互助关系，“赢得他们的天空”，自我圣化，在冲突中自建平衡。

　　低能者、疯子和罪犯对集体也有作用。经验对此作了反证：一旦人们帮助一名弱者、残疾人或者受排斥者重新获得独立，他周围的一切都会坍塌下来。家庭成员间建立的平衡往往是枪丛式的：它们树立在那里，是因为它们之间相互依靠；您拿走一枝，其他枪支就会倒下来。这种相互依靠使人很难相对于自己接受教育时期朝夕相处的人获得独立，尤其在家庭这个集体中，但甚至在一个临时性的小团体中也会如此。从事集体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一个临时组建的团体会在2至4天后建立起某种和谐。我曾两次乘坐游轮旅行。我惊讶地发现，开船后仅数小时，各枚棋子已经在棋盘上各就各位了，每个人相对于其他游客都确立了自己的做人方式。其中必定有女冒险家、逗闷者、到处上当的憨大、永远不满意的牢骚大王，而且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更不会有第三个一模一样的人；假如没有这个人，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填补这个位置。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座。这令人十分惊讶。这种角色的分配不是自上而下组织的，而是人际关系自动产生的一种平衡。这些角色很可能与非常古老的原型人物相对应。在异教徒诸神的天空中，每一类人都有自己的神话代表。至于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游客，如果我们以后再见到他们，将发现他们在其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扮演船上那种角色。

　　为什么这对集体平衡来说是必要的呢？这经常要靠牺牲某一个人来实现。在游轮的案例中，游客们有可能给自己指定了一个“受气包”。但大家还是愿意让事情顺利进行的。每个人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扮演哪个人物，是他自己在无意识地充当这个角色，并把这个得到其他人认可的合适角色保持到旅行结束。

　　角色没有好坏之分，所有的角色都是积极主动的：有被冷落者，有活动主持，有饮食总管、外出时的排队员、叫车员……还有情种、牢骚大王、永远等着别人来伺候的懒汉以及精力旺盛、事事争先的强人。而且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乍一看，这很奇怪。为什么不会有三个冒险家呢？不会，绝对不会，只有唯一的一个高深莫测的女游客去扮演冒险家。我们在其中还能找到病人，就是那个永远感到不舒服、过敏、要回到卧铺去休息的游客。

　　在抵达终点的前夕，每个人都神情黯然，因为大家要分手了。在游轮上的旅行是一次崭新的人生经历。在这段时间里，大家感到过着更为紧张和充实的生活。协会的会员在参加集体周末活动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

　　当人们无法自行解决内心的症结时，他们就本能地需要上演一出心理剧。倘若他们接受了精神分析个别治疗，这些症结便会暴露出来。

　　当事人能期待这种个别治疗带来什么呢？那就是归根结底，他可以继续原来的游戏，虽然对此他已不再相信。他很清楚自己是一种人生经历的产物，但无论这种经历有多么痛苦，他已经不再像那些未接受过精神分析的人一样受其折磨了，而后者在成年后会抱怨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也会心存芥蒂。而接受过精神分析的人不会这样，他乐于继续参与游戏，同时并不为某个角色所桎梏。但他并不因此而无动于衷。芥蒂不复存在。对于这名被分析者，里比多没有介入根深蒂固的东西和重复性过程。

　　人们说：“他远不像从前那样对失望敏感了。”失望是什么呢？它不过是一个人在小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如另外一个孩子那么幸运……对事物的性质感到失望，对童年的无能感到失望，因为自己没有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或者不像邻家孩子那样有一位更好的家长而失望，等等。在接受精神分析之后，当事人从中看到的将只是一些偶然因素，它们当然是其个体的构成因素，但回忆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痛苦；这仿佛是对过去的一种朦胧处理，也没有怀旧的甜蜜。集体生活唤醒了这种怀旧之情，它像游戏一样有趣。他不会再是一个好玩家或坏玩家，而只是一个玩家而已。他属于集体，并且里比多只是日复一日在今天为明天所做的准备中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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