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吃牛奶，我要上学，还我父母血汗钱；我叫刘强，今年考起昆明理工大学，因为没钱支付学费，来大理为父母讨血汗钱交学费……”13名孩子来到大理南国城大理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5岁，孩子们手中都拿着一张要学费的标语。他们的父母6年前曾在南国城项目打工，开发商拖欠1000多名农民工工资达2000多万元。

　　18日，在大理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拖欠工程尾款的业主新云南广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将300万元支票现场支付给云南省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公司，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8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反对

　　最大受害者是娃娃

　　对于娃娃讨薪这种现象，一些人会反思，一些人会批驳，但是我认为，娃娃讨薪最大的受害者是娃娃。娃娃讨薪危害娃娃，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认识的问题。

　　正在长身体，长思想，长情感的娃娃本不应该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样的重任是娃娃幼小的心灵不能承受得起的。我不知道这样的讨薪方式是谁设计的，但是这种设计本身有大问题，因为这样的设计是把孩子当作了道具，以便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达到讨薪成功的目的。孩子不应该成为我们大人的道具，这是对孩子成长的不尊重，也是对孩子权益的不尊重，这样的设计应该被追究责任，这样的现象必须赶紧打住。

　　娃娃讨薪是借助人们的同情心，关注心达到讨薪成功的目的，也肯定能够达到，但是，这种现象必须坚决铲除，因为这种现象很容易泛滥，形成大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让孩子出头的风气，这样一来，不但影响孩子正常的生活，而且影响我们社会的和谐秩序，因此，必须赶紧打住。

　　当然，娃娃讨薪也是无奈之举，不过，再无奈也不能让孩子出头。我们的劳动部门应该反思，为了我们的娃娃不受伤害，请主动解决劳动者的欠薪问题；我们的用人单位应该反思，为了让我们的娃娃不承担大人的重担，请积极给劳动者发薪；我们的父母们应该反思，为了我们的娃娃快乐成长，不要把讨薪的重担压在孩子身上。

　　娃娃们应该有娃娃的世界，请不要让他们走进讨薪的队伍以及其他大人的队伍，这是对娃娃的不负责。　殷建光

　　建议

　　关爱农民工应是共识

　　长期以来，用工单位未能守法履约、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早已见怪不怪了，究其主要原因，还不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然而更让人心寒的是，有的农民工迫于生计而走上讨薪之路，结果，不但讨不到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许多时候还要遭受让人难以承受的折磨和羞辱。

　　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13名5至14岁儿童帮助父母讨要工资的事件，可以说是被逼无奈之举，也足见农民工维权之艰辛！也正因为“黔驴技穷”，这些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才想出让娃娃讨薪的怪招的，目的是为了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从而能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

　　而当读到这样的“市井新闻”时，相信许多人不由得产生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感觉：在一个民主法制不断进步的和谐社会里，岂能容忍让毫无社会经验的孩子替父母讨薪，还不时地喊出“我要上学”、“我想喝牛奶”的令人心酸的心声？这到底是谁的耻辱？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基于此，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用工单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都是违法的，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并将其作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的重点，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另外，农民工也应学会用法律维权。如果工资被拖欠或克扣了，可以大胆地向各地劳动执法部门举报。如果对劳动仲裁不服，也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强制执行。如果掏不起打官司的钱，还可以申请减免诉讼费。总之，要借助政府、法律的帮助，获得应得的报酬。一言以蔽之，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和谐，整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和谐。所以，关爱农民工、关爱弱势群体，应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唯有如此，或许孩子替父母讨薪的“杯具”才不再发生，也不能再发生。　和法堡

　　■三言两语

　　●无奈的背后透视的正是社会对农民工权利与尊严的忽视以及相应的社会援助机构的缺位。

　　——文治国

　　●稍幸运的是，这样的讨薪行为艺术相比那些为了薪水而上演跳楼、自残的惨烈行径，这种行为还是温和的。

　　——文诺

　　●拖欠工程款的开发商称，“法院的判决就是一张废纸。”最后的防线若成了“一张废纸”，讨薪创意就是无数农民工在失望于一张张的“废纸”之后——不论是法院的判决书，还是政府文件，还是“协调”等等，逼出来的“神通”。

　　——李婉仪

　　●拖欠农民工工资这种“机制”，根从何来？

　　——心木

　　●为什么欠薪者嚣张到罔顾法院判决？只因法律太软弱。法院作出了判决，却没有认真执行，将判决书兑现和落实，使得法律的尊严丧失殆尽。刑法里设置有“欠薪罪”，但农民工讨薪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却鲜有单位因欠薪入罪，说到底还是执行法律缺乏刚性。

　　——孙佳

　　追问

　　创意何以层出不穷

　　农民工们真“愚昧”，不求政府相助不走法律渠道，竟将讨薪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农民工们真“聪明”，他们的行动能够引来媒体的报道，可见他们是有“预谋”的。实践证明，他们这一招是有效的，被拖欠的部分工资很快被兑现。

　　我们不禁要回顾梳理一下农民工在漫漫讨薪长路上所作出的种种新发明新创造。起初，他们完全按规则出牌，做工得酬，天经地义，不按月发放没关系，那就秋后算账吧！可现实却渐渐令他们失望，苦讨几年得不到血汗钱，急红了眼的他们开始选择“暴力讨薪”，但结果大多是讨薪未果，自己还落得“被暴力”的下场。

　　正面交锋受挫，于是跳楼讨薪、拦路讨薪、裸体讨薪……纷纷亮相，声势不小，效果却很糟，甚至还落得个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自己上阵不行，于是“太太讨薪团”、“求河神讨薪”等新生力量出现，只是被感动的往往是社会公众，那些欠薪者却常常无动于衷。而“娃娃讨薪团”的首战告捷非是娃娃本身有功，实为媒体借此悲情发力成功。

　　农民工需要的是将时间花在养家糊口上，现在却不得不腾出若干精力来，绞尽脑汁成为“讨薪行为发明家”，被欠薪者所逼无疑，但更与相关部门维权不力有关。农民工的讨薪行动还将有什么新发明创造，我们无法预知，但在他们的权益一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形下，只能是有增无减、花样更多，这何尝不是对农民工地位提高的一次反讽，更是对那么多职能部门无所作为的一记耳光。　周稀银

　　支招

　　把欠薪和相关部门

　　年度考核挂钩

　　农民工讨薪的场景，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部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已经逐步得到缓解，但也不能否认，在有些领域，特别是建筑领域，由于发包企业或者公司的资金链断裂以及其他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不是很理想，建筑企业的欠薪保证金的缴纳不是很及时，这也会造成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就会发生大面积的农民工欠薪事件，而地方政府在类似的事件中也只能是督促和监督企业想办法筹措资金把工资款到位，尽早发给农民工，但如果一些地方政府因为农民工没有大规模组织起来就不管不问，或者踢皮球，最终很可能会酿成一些大规模的聚集，给社会稳定造成压力，所以早早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必须从地方政府领导就开始重视，而且要坚持要求地方建筑行业的主管部门把每个企业的欠薪保证金缴足，防止企业没钱的时候没有“米”给农民工。

　　必须注意的是，随着这些年农民工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对于外界信息的接触也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他们对于自身权利的维护更是要远远高于上一代农民工，虽然他们身份好像很卑微，但是在维护权利的诉求上，有时候可能要比城市里的白领们更强烈和激进，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付出了青春和汗水，理所应当地要求这个城市给予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天经地义的，农民工的工资必须得到保证。

　　如何保证这些工程中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得到最终落实，恐怕还不仅仅是上级某个领导发发狠话就能解决的。在笔者看来，只有把欠薪问题和地方政府部门领导的年度考核尤其是主管建筑领域的部门领导的年度考核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