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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 为谁加油?

  《亲爱的安德烈》

  亲爱的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个中国大陆的奥运金牌运动员到了香港,香港万人空巷地去迎接他们。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这样的镜头,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为他们加油吗?”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德国,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是什么呢?

  她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为不为台湾队加油啊?”

  我又开始想,嗯,台湾队……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说,如果台湾队是跟——尼泊尔或者伊拉克或者海地比赛,说不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这些国家很弱势啊。

  朋友笑了,“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只为中国队加油。”

  她两个月前才离开中国大陆。

  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安德烈?是什么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电视上的人们单纯、热烈,奋力伸出手,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堆里,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我想的却是:这五十个金牌运动员,在香港大选前四天,被安排到香港来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他们自己清楚吗?或说,他们在乎吗?

  你说,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到哪儿去了?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素朴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情感?怎么我对“民族”这东西感觉这么冷?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以做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我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然后,随着“独立”意识的抬头,“中国人”这个词不“正确”了,不能用了。政治上,这不稀奇,任何“独立”的追求过程里,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的台湾很尴尬,因为“独立”不“独立”还没有共识,文化的尴尬就常出现,譬如说,讲“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着中国人的民族美学”时,你会句子讲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么讲完这个句子。因为,说“勤俭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怪怪的,难道只有台湾人勤俭?说,“中秋和七夕蕴含着台湾人的民族美学”,怪怪的,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于是,有很多习惯性、概括性句子不能说了。前几天,在电视新闻里还看见一个台湾的“部长”,正要赞美工程人员的认真辛劳,他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然后一副要天打雷劈的样子,马上中途截断,改口“我们台湾人”。看他懊恼的样子,心里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冷”来自哪里?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

  但是,有一个相反的东西却使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归属:耻感。当代表我的“总统”跑到国际的舞台上,耍的却是国内的政治斗争,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商人跑到贫穷的国家访问,把钞票抛向空中让赤脚的孩子去抢,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觉得羞耻。当国际新闻报道台湾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制造工厂如何不人道地虐待工人,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外交部长”在国际的舞台上说出不堪入耳的脏话(他说新加坡licking the balls of China——这是最正确的翻译),我觉得羞耻。最让我觉得羞耻的,是读到台湾人如何虐待越南和中国大陆的新娘或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劳工。

  这份羞耻,使我知道我是台湾人。

  美国出兵伊拉克那几天,我出席了一个宴会。宾客来自很多不同国家。有一个人被介绍时,主人随口加了一句,“斯蒂夫是美国人”。斯蒂夫一听,深深一鞠躬,说,“对不起”。他很认真地说,“对不起”。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大家仿佛都懂了。那是一种耻感。觥筹交错之间,一时安静下来。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只要是美国队就疯狂喊加油吧。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

  所以,十八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德国的历史,它的土地、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以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你,还有你十八岁的朋友们,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押着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欧洲已经是深秋,森林都变金黄色了吧?我们这儿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

  喔,孩子,答应我,踢完球满头大汗时,不要直接吹风。

  200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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