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十八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二十三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青年人世界那么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难道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我们当然也玩，但是所谓玩，是在功课的重压之余，参加“救国团”所设计的有组织的“自强活动”。“救国团”，就是和东德共产党的“青年团”一样的东西，其实是爱国爱党教育的延伸机构。你懂吗？我们的“玩”，叫做“自强”。含意就是，透过“玩”去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国”。我们的“玩”都是为了救国。

　　“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猫猫，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集体划一的动作。幼稚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个人是为了集体而存在的：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纳粹时期的德国孩子、共产时期的东德孩子，也是这么长大的；朝鲜的孩子也是。台湾不是共产国家。可是，并非只有那类国家才操弄集体主义，法西斯也是。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但是一九五○年代的西德在美国的扶持下逐步走向民主，台湾在美国的扶植下，有时差，民主要到八十年代末才出现。一九六八年的欧洲青年向权威挑战，向上一代人丢石头，我的一代人那时还在上爱党爱国教育，玩群体游戏唱“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教授曾经告诉我，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中国的竹子。玫瑰花象征了中产阶级所有保守的价值观——为集体效力、刻苦向上、奋发图强、按部就班……而遥远的、非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父母在花园里细心呵护每一朵玫瑰，那时中国的“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样在遥远的东方狂烧，奔放的激进主义令年轻人着迷。“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安德烈，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拿《蟋蟀和工蚁》的故事来警戒你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考虑过的，安德烈。但我决定不那么做。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确实是一种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那，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

　　可是你十八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

　　200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