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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封信 给河马刷牙

  《亲爱的安德烈》

  安德烈:

  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将来想做什么”,所以,跟我胡诌一通。

  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于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太害怕,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法国年轻人在街头呼喊抗议的镜头让全世界都惊到了:这不是六十年代的青年为浪漫的抽象的革命理想上街呐喊——戴着花环、抱着吉他唱歌,这是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现实生计在烦恼,在挣扎。你看看联合国二○○五年的青年失业率数字:

  比利时21.5% 澳大利亚22.6%

  芬兰21.8% 法国20.2%

  希腊26.3% 意大利27%

  波兰41% 斯洛伐克32.9%

  西班牙27.7% 英国12.3%

  美国12.4% 德国10.1%

  香港十五到二十四岁青年的失业率是9.7%,台湾是10.59%,而数字不见得精确的中国大陆,是9%。你这个年龄的人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的失业率。巴黎有些区,青年人有40%出了校门找不到工作。

  然后,如果把青年自杀率也一并考虑进来,恐怕天下做父母的都要坐立难安了。自杀,已经是美国十五到二十四岁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湾,也逐渐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后第二死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杀群。芬兰、爱尔兰、新西兰三个发达国家,青年自杀率是全球前三名。

  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二十一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

  我们二十岁的时候,七十年代,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我们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安德烈,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

  我身边的朋友们,不少人是教授、议员、作家、总编辑、律师、医师、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虎虎生风。可是,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我们土里土气的、卑微朴素的原乡。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

  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同时请出我们的父母去国家剧院看戏,在水晶灯下、红地毯上被我们紧紧牵着手蹒跚行走的,会有一大片都是年老的蕉农、摊贩、渔民、工人的脸孔——那是备经艰苦和辛酸的极其朴拙的脸孔。他们或者羞怯局促,或者突然说话,声音大得使人侧目,和身边那优游从容、洞悉世事的中年儿女,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的人。

  你的二十岁,落在二十一世纪初。今天美国的青年,要换第四个工作之后,才能找到勉强志趣相符的工作。在“解放”后的东欧,在前苏联地区的大大小小共和国,青年人走投无路。在发达的西欧,青年人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都外流到了印度和中国。从我的二十岁到你的二十岁,安德烈,人类的自杀率升高了60%。

  于是,我想到提摩。

  你记得提摩吧?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十八岁,今年他四十一岁了,仍旧失业,所以和母亲住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坐在临街的窗口,提摩画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伸出来。长颈鹿穿过飞机场。长颈鹿走进了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长颈鹿睁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盯着一个小孩骑三轮车。长颈鹿在咀嚼,咀嚼,慢慢咀嚼。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小孩。提摩自己还过着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八十岁了。

  我担不担心我的安德烈——将来变成提摩?

  老实说……是的,我也担心。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

  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安德烈。多年以后,在我已经很老的时候,如果记忆还没有彻底离开我,我会记得这样的夜晚。无星无月,海面一片沉沉漆黑。可是海浪扑岸的声音,在黑暗里随着风袭来,一阵一阵的。猎猎的风,撩着玉兰的阔叶,哗哗作响。在清晨三点的时候,一只蟋蟀,天地间就那么一只孤独的蟋蟀,开始幽幽地唱起来。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清晨三点,你点起烟。

  中国的朋友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他他他,怎么会在母亲面前抽烟?你你你,又怎么会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二十一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呢?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我只能说,你得尊重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室内抽烟。好,他就不在室内抽烟。其他,我还有什么管控能力?

  我看着你点烟,跷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发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MM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我心里默念了三遍。

  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他妈的不容易啊。

  “你哪里‘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我看着你……是的,安德烈,我有点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你捻熄了烟,在那无星无月只有海浪声的阳台上,突然安静下来。

  然后,你说,“你会失望吗?”

  海浪的声音混在风里,有点分不清哪个是浪,哪个是风。一架飞机闷着的嗡嗡声从云里传来,不知飞往哪里。蟋蟀好像也睡了。你的语音轻轻的。这样的凌晨和黑夜,是灵魂特别清醒的时候,还没换上白天的各种伪装。

  我忘了跟你怎么说的——很文艺腔地说我不会失望,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不记得了,也许那晚葡萄酒也喝多了。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平庸”,我是否“失望”。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同样的,抽烟不抽烟,你也得对自己去解释吧。

  200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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