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坏父母是祸害，他们的漠视、暴力或者强烈的控制欲会给孩子带来深深伤害，严重影响他们的人生。但最新研究却发现，注重给孩子营造幸福童年的“完美父母”也会使孩子成年后的生活陷入迷茫和阴郁。为什么？一位身为心理治疗师的母亲剖析了个中原因。

　　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诗人菲利普·拉金言之有理：“他们害了你，你爸和你妈。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害了你。”当时，我生 下儿子不久，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脑中想着孩子，手头却还要准备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当然，每个人 都知道，麻辣老妈和慈爱的、家庭教师式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在这个区间，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但是什么才是“对”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书店，立马眼花缭乱：布雷寿顿、斯波克、希尔斯，幼儿中心派、家长中心派、合作派……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

　　好消息是，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看来，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用他的话说，只须当一 个“过得去的妈妈”就好了。不过，过去所有研究———从约翰·鲍比的依附理论到哈里·哈尔洛的猴子实验———都表明：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你的孩子，错过了他 们的敏感期，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坐在沙发上，靠着一盒纸巾，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没 做到什么———每周50分钟，有时长达数年。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经验”，让他们不知不 觉地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转移到我们身上，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与他们童年时相比，更加调和、更具同情心的回应。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

　　特殊的病人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当时的委屈与后来成长的不顺联系起来。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 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聪慧美貌，姑且称她为丽齐。丽齐有要好的朋友、亲密的家庭，以及———极度空虚的感觉。她告诉我，之所来咨询，是因为她“总是 不高兴”。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出色的兄弟姐妹，爱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病人。但 她老是失眠，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老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为什么？

　　我被难住了。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乱七八糟的照料者，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时，更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二三十岁，自述很忧郁、很焦虑，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职业，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父母无可指摘。

　　恰恰相反，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崇拜”父母，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最好的朋友”，一直支持自己，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毕竟，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

　　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而且，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为何会如此迷茫？这跟我学过的知识是违背的。

　　但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他们真的拥有极棒的父母：给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鼓励他们做任何想做的事，接送他们上学 放学，陪他们做作业，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在他们丧 失兴趣时又宽容地允许他们退出，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一句话，这些父母很“和谐”，尽量引导孩子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 难。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坐下来听这些父母讲课，暗自奇怪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他们是否做得太多？

　　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种种理论多如繁星，争奇斗艳。不过，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过，近年来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还不够，你得更幸福。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满足”变异为“你必须任何时候、各个方面都幸福”。“我是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

　　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有很棒的父母，爱着“高大、黝黑、英俊”(而且富有)的丈 夫，生了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有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为了 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游移不定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她写 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幸福反而减少了。”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人的奥秘”：“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

　　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幸福如果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 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现代很多父母正是不懈地追求着这个目标，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 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 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他说：当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刚刚倒地，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 扶起孩子，开始安慰，此时孩子还没来得及哭呢。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混乱，给他(她)一点时间，让他(她)明白发生 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他(她)先跟那种挫折感搏斗，他(她)就不知道受挫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心中也没有底。这些孩子上大学时， 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波恩说，多数情况下，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远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了援 手。

　　这让我想到了自己。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我当时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总戴着顶头巾，问我 她是不是犹太教徒，我胆怯地说“不是，她就是喜欢头巾”。)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 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能撒谎的情况下，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为什么”。

　　最终，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会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更有安全感。 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站在一旁帮助他。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不认为他可以处理这种 不适感。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各种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 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对攻击作出反应。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斗争。所谓成长，就是学会适应不那么完美的情况，但父母 常常代劳，剥夺了孩子对挫折作出即时反应的权利。”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吉尔是美国多所大学的顾问。她告诉我，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于好意，在其童年时替他们消化掉了很多忧虑，”莫吉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

　　无私与自私

　　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棒的父母，但人生中总要面对一些不如意，”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 夫·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才会有适应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

　　但这个“如果”本身就是问题。布卢姆相信，我们中很多人并不真的希望孩子离开，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空洞。不错，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精力和财富，但那是为了谁？“我们把自己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布卢姆说。

　　去年十月，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若内·巴彻描述了女儿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她不时去女儿宿舍，以帮忙搬东西为理由待得很久，开始她老说是怕女儿不适应，但最终承认：“人家所说的‘直升机父母’就是我这种人。”

　　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莫吉尔说，每年开学时，大学都用各种招数“驱赶”新生父母。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后加了一场风笛游行，以便把家长从孩 子身边赶开；佛蒙特大学请了“家长驱赶者”，专门负责把家长挡在某个界限之外。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长接待院长”，负责跟那些父母解释、吵嘴。近 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孩子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而在于父母。

　　“爱和持续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丹·肯德隆说。他注意到，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与此同时，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过程中，无私(让孩子幸福)与自私(让我们自己高兴)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个快乐的银行家，快乐的外科医生，”巴里·施瓦兹说。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如果孩子在沃 尔玛当收银员，他们不会那么高兴，“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他们高兴，但我们不高兴。”施瓦兹说，“尽管我们常说我们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 幸福，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我们并不清楚。”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人对于蔡美儿的《虎妈战歌》有那么激烈的反应。蔡的育儿方法在博客和妈妈论坛上广受攻击，被认为是虐待，但这并不能阻止 该书连续几个月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有些父母可能纯粹出于好奇而读完了它，但蔡的书引起那么大反应，更可能是因为批评者在本质上与她无大区别。她 可能过于执着于孩子的成功———以她们的幸福为代价，但很多执着于孩子幸福的父母与蔡有着同样的动力，只是外包装更加漂亮而已。我们希望孩子成功，同时不 要付出成功常常需要的牺牲和挣扎。温迪·莫吉尔说，蔡“以极其坦白的方式，承认了很多人想过但不肯承认的事情。”

　　培养自信导致不自信

　　几个月前，我打电话给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自恋流行病》作者之一琼·图文齐。她告诉我，对于很多病人声称自己有过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成 年后对生活不满，她一点都不奇怪。当父母总说孩子“很棒”———不管孩子是第一次自己学会穿鞋，还是每天早上这样做时———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 很特别。同样，如果孩子参加活动，仅因“努力尝试”就得到奖励的贴纸，那他(她)永远都不会收到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所有失败都可以说成“努力尝试”)。 图文齐说，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学和大学里，孩子的自信指数日益上升。但健康的自信很快就会变成有害的自我膨胀。事实上，大学生的自恋指数上升速度跟 自信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焦虑和沮丧人群比例也在上升。为什么会这样？“自恋者年轻时会很快乐，因为他们是宇宙的中心，”图文齐说，“父母就像仆人，载他们参 加各种活动，满足他们每一个愿望。父母不断地告诉孩子，他们是多么特别，多么有才华。这给他们一种错觉，仿佛与其他人类相比，他们极其不同。他们不是自我 感觉良好，而是比所有人感觉都好。”

　　步入成年后，这成为一个大问题。“那些自觉不凡的人会与周围的人疏远，”图文齐说，“他们不知如何与团队合作，不知如何面对自身局限性。在办公 室里，他们希望永远能得到鼓励和奖赏，不喜欢老板说他们的工作尚需改进。如果没有一直得到鼓励，他们会丧失安全感。他们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只要参加就 有奖品，当你参加真正的比赛或工作，会发现这很可笑，没有意义。谁会看一场没有赢家和输家的N BA比赛？”

　　荒谬的是，父母刻意培养孩子自信的行为有时反而让孩子不自信。当丽齐说她觉得自己不像父母称赞的那样“杰出”时，我一点都不惊奇。鉴于父母把她 说得那么“出色”，她怎么真的可能在现实中做到？为了让她有安全感，父母不愿承认女儿的缺陷。“我数学很差，”当丽齐注意到自己比同学更难完成数学作业， 曾这样对父母说。“你数学不差，”父母回答说，“你只是学习方式与别人不同。我们会请个家教，把信息‘翻译’成你能理解的模式。”

　　家教费尽心机，帮助丽齐把数学成绩提高了一点，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数学没有同学好。“我不是学习方式不同，”她对我说，“我就是数学很糟！但在我 家里，你永远不会把一件事做糟，你只会在某些事情上比别人更擅长。如果我说我不擅长干某些事，我父母会说，‘噢，宝贝，不，你不是那样的！’”

　　温迪·莫吉尔说，现在，“孩子要么有学习障碍，要么是天才，要么两者兼具，没有平庸之辈。”她1980年代刚开始做心理测试时，如果必须告诉家 长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会很担心。但现在，父母们宁可相信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以便解释孩子的一般表现，也不愿意相信孩子本身资质普通。“他们认为， ‘普通’不利于保护孩子的自信。”

　　选择与安全感

　　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信与一个人将来会否开心关系不大，特别是当自信心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琼·图文齐说，研究表明，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定性、适应性和接受现实检验的能力，具备了这些品性，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幼儿园老师简对此深有感受，她举例说，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她忙着签到时，孩子跑到一边玩，跟另一 个孩子发生了冲突。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两人争吵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也就 接受了这种安排。但妈妈不干了，跑过去讲道理，说“这不公平”，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你看，孩子本来没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但她破坏了这一 切。我们的确教孩子不要抢玩具，但这种事时有发生，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另外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则说，这些年来，父母越来越多地干涉到孩 子的成长之路。“入学之后，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在某些时候，别人的感受的确比他们的更重要。”这位老师还说， 还有很多父母，自以为设定了限制，事实上却没有。当孩子缠着要买冰淇淋，家长先是拒绝，几经谈判后却让了步。“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问‘为什么孩子不听我 的话？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我会说，‘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

　　巴里·施瓦兹认为，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结果却出乎意料。“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有选择是好的，选择越多越好，”他说，“但这不是事实。”

　　在一项研究中，施瓦兹将孩子随机分成两组画画。第一组孩子可以从3支油性笔中选1支，第二组则可以从24支中选1支。当一名不知情的幼儿园绘画 老师对作品进行评价时，被列为“最糟”的多是第二组孩子的作品。然后，研究者让孩子选择一支笔作为礼物，孩子选完后，再试着说服他们归还这支笔，换取另外 一个礼物，结果第二组孩子放弃起来容易得多。施瓦兹认为，这表明选择更少的孩子不仅更专注于绘画，而且更加容易坚持他们最初得到的东西。

　　那么，这跟育儿有什么关系？施瓦兹说，它意味着，当选择更少时，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虑。较少的选择帮助他们专注于某事，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 要的。“研究显示，专注于某项工作给人更大满足感，那些总是面对很多选择的人常常落在后面，”施瓦兹告诉我，“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 动，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很多父母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随时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可以去尝试其他。’那么，当他们长 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他在斯莫沃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选择一种兴趣或者机会就要放 弃其他，所以他们花费多年，希望能找到完美答案。他们没弄明白，他们应该寻找‘过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就 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学家丹·肯德隆所言：“当他们感觉不爽，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莫吉尔说得更坦率： 父母用丰富的选择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她称之为“残废的皇族”。

　　作为一名母亲，我对此再熟悉不过。我从来不对儿子说：“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而是说：“你想吃烤奶酪还是鱼条？”周六我会说，“你想去公园 还是去沙滩？”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一直以为给孩子多种选择可以培养他们的力量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兹的研究表明，太多选择可能会使人更加 沮丧，更加失去控制。

　　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还记得自己那天走进书店，看见那么多育儿书籍时，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和焦虑感。如果选择不是那么多，事情将变得更加简单———特别是在根本没有完美育儿法的情况下。

　　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 重要，却不能胜过天性，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不能教给他们创意；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下流同窗、糟糕成绩等各 种因素的伤害，但在人生中他们总会遇到不快。事实上，在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

　　就像温迪·莫吉尔说的：“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撰文：LoriG ottlieb；编译：Da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