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的最后一年开始了。
韦斯顿博士是我们学校的指导顾问兼心理咨询师,她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
“你想去读哪所大学?”她问。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耶鲁。”我的朋友安妮特和我一起讨论过大学的问题。与我不同,她订了一大摞学校名录,读过许多本厚厚的大学指南。我的选择过程要随意得多。我只知道耶鲁是顶尖的学校,而且在她的学校名录里,耶鲁的照片让我很喜欢。
“很好。你的申请材料寄出去之前先让我看看吧,我给你提一些建议。”
“您觉得我真的有机会被录取吗?”
韦斯顿博士用她的小眼睛望着我。“金伯利·张,要是你都去不了耶鲁,还有谁能去?”
我用图书馆的打字机打出了我的申请书,韦斯顿博士几乎没怎么修改。我问她有没有可能减免申请费,她说需要看过我们的纳税申报单复印件后才能决定。拿到复印件后,她快速浏览了一遍,脸上变得毫无表情,然后她马上给了我减免资格。
我把此事告诉了妈妈,她吃了一惊:“你为什么不自己付申请费?”
“要花很多钱。”就在这个月,我们终于还清了欠保拉姨妈的债,再加上我仍在图书馆做着规定时长以外的工作,因此我们的财务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可但凡我们还想搬家,还想改善生活状况,我们就必须继续省下每一分能省的钱。我很清楚这一点。就算不需要还债,我们的收入仍然微乎其微。
“可是这样他们可能就不会考虑你的申请了。如果你不付钱,他们为什么要读你的材料?”
当我听说其他学生在申请材料里写了什么以后,我更担心了。朱莉娅·威廉斯的家长为她准备了一架斯坦威钢琴,放在一个隔音的房间里供她练习。朱莉娅每天练 5小时,而且在她刚满 16岁时就参加了国际钢琴比赛。而切尔西·布朗曾在大都会儿童歌剧院里一展歌喉。大多数孩子从 7岁起就开始上舞蹈课、小提琴课。如果他们想让自己的标准化测验分数再提高一些,他们会请私人教师进行辅导。他们可以在大学申请材料里写写自己在意大利摘葡萄、在荷兰骑车、在卢浮宫写生的经历,而他们的父母很多都是他们所申请的学校的校友。
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我只是一个贫困的小女孩,最主要的技能就是比别人更快地给裙子套袋。韦斯顿博士对我的信心给了我一线希望,可仍然不够。我的成绩确实不错,但其他许多孩子的成绩也很好,而且他们大多从一出生起就开始接受精心的培养。
保拉姨妈每次给我送完成绩单,都会在一两天以后再过来一次,抱怨我和妈妈某方面的工作。我们格外注意,不让她知道我的成绩有多好,但她一定也猜得出来。如果我们在工厂的某项工作做得不够完美,就必须重做。每次临近装货,保拉姨妈都会提前很多天就开始反复申明必须按时完成全部工作。
贾马里先生认为安妮特学得已经足够好了,可以担任《我们的小镇》的主角埃米莉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安妮特上蹿下跳,“首演那天你一定要来看!”
可当她后来告诉我首演日期时,我看了看自己的日程表,发现有个问题。
我在餐厅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安妮特,那天下午我要参加入籍考试。”
她咬着自己的嘴唇。“不会吧,可你都答应我了。”
“我知道,很抱歉,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那大部分资助项目我都不能申请。”
“你不能改在别的日子去考试吗?”
“这次是我年满18 岁以后第一次可以参加考试,之前是没有资格的。如果我错过这次,就没法在大学助学金申请表上填我是美国公民了。我一定去看你的下一场演出。”
“我知道。”安妮特的眼中仍满是沮丧。
“还有什么问题?”
她望着我:“金伯利,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不介意,可这会不会又是你的一个借口?”
这些年来,我对她撒过太多的谎,不能怪她怀疑我。“当然是真的。”
安妮特没再说什么。
入籍考试是在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正在家复习,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吓了一跳。楼下那扇沉重的大门最近都没关好,而我那天放学后匆忙跑上楼,很可能没有上锁。
我打开门,发现安妮特站在门口。
她的脸上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尴尬,只有愤怒。“你应该早点儿告诉我。”她说。
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这时她的脸挤作一团,好像快要哭出来了。“我知道你没什么钱,可这也太荒唐了。没有哪个美国人过着这样的生活。”
我道出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实际上,他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她脱口而出:“这里真是我到过的最蠢的地方。这些年我一直在猜你为什么从来不让我来你家做客,我对自己说不该做你不想让我做的事。今天的演出取消了以后,我想知道你跟我讲的考试的事是不是实话,也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从来都不能拜访你家,所以我决定过来。”
我指了指桌上那本入籍考试的书。
她认出了那本书,点点头。“我真的受不了了。如果我今天没有过来,你永远也不会告诉我。你会一直在这里住下去,永远也不会找我帮忙。”
我说:“没用的。等我长大些,我就能让妈妈和我逃离这个地方。”
“我不想让你在这里再多住一天。”安妮特紧紧攥了一下我的手,然后开始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她低头看了一眼餐桌,吓得直往后退。“你的酱油冻上了!还有一只蟑螂正在舔!你得举报你的房东,这是违法的。”
“我不能这么做,情况很复杂。”
“反正你不能再住下去了,咱们得告诉我妈妈。”
“不,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安妮特,别说。”
“金伯利,你忘了我妈妈是个房地产中介吗?她一定能帮上忙的。”
“我们没钱。”既然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我终于可以直说了。
“求你了,让我问问她,看她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不想让她知道。”羞耻感像浇花的软管涨到最满后喷出来的水,将我从头到脚淋了个透。
“我不告诉她,只说你们想找个特别便宜的地方。”
一个月以后,安妮特的妈妈埃弗里太太把我请到了她的办公室。当厚厚的玻璃门在我身后关上时,衣着寒酸的我觉得浑身不自在。
埃弗里太太走过来,像对待大人一样与我握了握手。她没问我妈妈在哪儿。
“我这里有一套房子你可能会感兴趣,在皇后区绿化很好的地段。”
我的心跳加快了。那个时候,生活在纽约的大多数中国移民都住在唐人街,少数人(比如我们)分布在布鲁克林这样的地方,而真正的成功人士会搬去皇后区,据说那里比保拉姨妈所住的史坦顿岛还要好。
埃弗里太太继续说道:“我一般拿不到这么低的价格,不过我也要实话实说,那个地方已经外租很长时间了,所以状况不是特别好。我其他的大部分客户甚至都不会去看这样的房子。”
我开始担心起来。“那里面供暖吗?”
她很惊讶。“你的意思是中央供暖吗?”
“对,暖气片是好的吗?”
“当然啦,我的意思是,不用担心,暖气特别足,”她眨了眨眼,用很快的语速继续说道,“家具家电是齐全的,常用的都有,洗衣机、烘干机、冰箱、炉灶,你能想到的都有。”
居然能有自己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光是想想一个温暖的、有暖气的家就已经让我觉得到了天堂。我知道自己问的问题会暴露现在的处境,但为了避免再一次大失所望,我还是想先了解清楚。“房间里有虫子吗?”
这一次她没再表现出惊讶,而是做好了心理准备。“你指的是蚂蚁和蟑螂吗?没有。”
“老鼠呢?”
“没有。”
“那您为什么还说它的状况不太好?”
“嗯,它面积不太大,有几处墙皮脱落了——不太多,你了解的,就一点儿。地毯也被磨得比较薄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吧。”
“那些都没关系。”我简直不敢相信它听起来这么好,但我还是让自己做好了遭受打击的心理准备。“房租多少钱?”
她在一张纸上为我写下了价格。出乎我意料的是,如果把我们每月付给保拉姨妈的机票费、签证费和她所加上的利息也计算在内,这个价格没比我们之前付的高多少。我很高兴几个月前我们终于付清了欠保拉姨妈的债。
我的脸上一定绽放出兴奋的光芒,因为埃弗里太太举起一根手指警告我道:“等等,金伯利,没那么简单。他们需要确定新的房客是可靠的人,所以需要定金和一些文件。咱们得开一个工资单或是雇佣证明,还要一封推荐信。或许你学校里的某位老师可以为你写一封。”
“他们从没见过我妈妈。”
“那倒是。让我想想看,肯定有办法的。他们只是想确定你妈妈能工作而已。你也可以附上你自己在学校打工的工资单。如果他们能从推荐信中看出你们是很可靠的人,那就足够了。”
“会不会有人抢在我们之前租下房子?”
“我会跟房东谈谈,告诉他们我这里已经有非常可靠的人选了。”
“我会尽快给您工资单和其他材料,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很认真的。”
那天晚上我告诉了妈妈事情的经过,她喜上眉梢,兴奋不已:“阿金,咱们终于能换个地方住了!”
我们已经被困在这个公寓里太久,以至于不敢再梦想有一天会逃离这里。当然,我们最终能否成功逃离,还取决于能否为妈妈要到一封推荐信。
妈妈和我一直在等待大学那边的决定,因此当保拉姨妈再次把我们叫进她的办公室时,我们并不惊讶。她打着粉底、扑了粉的脸显得惨白且毫无表情。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封耶鲁大学寄来的厚厚的信。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拒信该是很薄的,而桌上的白信封里装满了文件,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黄信封,也是从耶鲁寄来的。
“这怎么可能?”保拉姨妈平静地问。
“什么?”妈妈和我同时问。
“金伯利没有告知我,也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申请了耶鲁。”
“经过您的允许?”我不敢相信地重复了一遍。
“我把你们带到美国时,是签了有法律效力的担保书的,我要对你们负责。再说你们还住在我的房子里、在我的工厂工作,你们要走的每一步都应该告诉我。”
尽管我努力想保持镇静,但我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出离愤怒。“您的意思是如果您能早点儿知道,一定会帮助我?”
“那当然了!我总是为你们争取最大的利益。”
妈妈试图让我们俩都平静下来。“大姐,我们甚至还不知道金伯利有没有被录取,咱们先别太激动了吧。”
“拆开信封。”保拉姨妈说道。
我本可以不听从她的命令,可我此刻同样迫切地想知道里面都有什么。我撕开白色的信封,里面有几张表格,还有一封说明信。我大声读出信的内容,同时为妈妈翻译成中文。我的声音微微颤抖着:“祝贺你!你已经被耶鲁大学录取……”
妈妈一屁股坐在保拉姨妈对面的椅子上。
“你不能去耶鲁!我不允许!”保拉姨妈爆发了。
我没理会她,又拆开另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些助学金材料。他们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我紧紧抓着两个信封,两颊就像发烧一样滚烫。“妈。”
妈妈用手捂着嘴,努力抑制着笑声,也抑制着欢乐的泪水。妈妈紧紧攥着我的手。“你做到了,我一直都说你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要是别人看见你们这么多愁善感,他们肯定觉得肉麻。”保拉姨妈的声音把我们带回到了现实。
妈妈松开了我,转过身面对着她:“阿金有权上任何她想上的学校,这是她努力争取来的。”
保拉姨妈看上去吃了一惊。
“您无权这样对待我们。”我静静地说。一股怒火在我心中悄然腾起。
妈妈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我已经不再受她控制。
保拉姨妈用袖子擦了擦脸,把她的眼线抹花了。“你倒是牙尖嘴利。”
“您对我们只有假慈悲、假礼节。”
“你怎么敢这么不给我面子?”
我看着她:“在美国,给不给面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美国!要不是我把你带过来,你现在还在香港呢。我甚至给了你一个假地址,好让你上更好的学校。”
“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住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违法的。”
保拉姨妈的手紧握着下巴。她没想到我已经如此清楚事情的真相。
妈妈试图从中调解:“大姐,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忙,或许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不再那么依靠你了。”
我只当妈妈没说话,继续说道:“在工厂您给我们计件付薪也同样不合法。”
“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到头来你就这样跟我说话,把人心当狗肺。”可她态度中的悔意似乎比愤怒更多,这说明她害怕了。
我站直了身子。那时我还没有保拉姨妈高,但已经比妈妈高出不少。“您让我们在那个地方住了那么多年,还让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应该觉得惭愧。您只会落井下石。”
妈妈本来一直低垂着眼睛,现在也抬起头,缓缓点头表示同意。“大姐,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保拉姨妈气急败坏地说:“我给了你们工作!给了你们住处!你们就是这样还人情的吗?我把你们带到了这里!这是一辈子的人情债,你们永远也还不清。”
“你该想想你自己欠下的人情债,欠老天爷的。”
保拉姨妈忍无可忍,亮出了底牌:“我也不想占你们的便宜。如果你们觉得我对你们不好,那你们可以走。离开工厂,搬出那个公寓。”她字字掷地有声,然后等着我们求她重新考虑。
妈妈的手微微颤抖,但她还是挤出一个笑容:“其实,阿金已经找到房子了,在皇后区。”
保拉姨妈惊得瞪大了眼睛。
“我们已经还清了欠你的钱。”妈妈说。听到她的这句话,我知道我们永远摆脱保拉姨妈了。
一到家,我就给埃弗里太太打了电话,跟她说在得知耶鲁大学录取了我并给了我全额奖学金以后,我们跟我的姨妈产生了分歧,因此需要尽快搬出现在的住处。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随后埃弗里太太说:“首先,要大大地恭喜你,金伯利!我敢肯定房东不会拒绝把房子租给前途如此光明的房客。我会亲自为你们写推荐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