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第是婚姻幸福的障碍吗──门第婚姻保证了中华文化的传续──门第在胡适与江冬秀婚姻里的作用──先结婚后恋爱崐并无大错茅盾对包办婚姻的感受并不苦涩──“访园不访菜”与“访菜不访园”，马克思对女儿婚姻的干涉今日的婚姻质量崐并不比历史上高──打破门第，建设门风

　　为了获得良好的生理遗传，从周朝起，我们的先人就有“同姓不婚”的禁忌。《魏书

·高祖纪》记载“夏殷不嫌一姓之崐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左传·二十一年》中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唐以后“同姓不婚”不独是一种社会习惯的崐约束，更开始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严格规定，《唐律》中有“诸同姓为婚，各徒二年”；《宋刑统》则宗唐律；《明律例》、崐《大清律例》则规定凡同姓为婚者，各杖六十离异……

　　那么，对于这种社会遗传我们的先民是否也有某种保证与禁忌呢？回答是肯定的，这种保证就是我们现在一直批判的“崐门第”。

　　“门第”的婚姻观念，最初出现在西周时期，为了保证良好的社会遗传，首先是上层阶级对通婚范围进行限制，天子家崐庭只能与诸侯国王候通婚，诸侯国王族婚姻也只能在不同姓的诸侯王族之间进行，不仅如此，诸侯国与诸侯国还有大小之分，崐小国一般不能与大国的王族婚配。

　　战国之后，天下大乱，宗法等级制度受到冲击，致使汉代的婚姻门第要求已不象春秋时代那样严格了。到了唐代，唐太崐宗感到原来的豪门大姓妄自尊大，便下另整理《氏志》，将原来的大姓都降级，并且禁止这些大族之间自相婚配。安史之乱，崐士族的谱系逐渐散失，历代帝王再无士庶通婚的禁令，士拄内婚制才告废止，但是婚姻就其本质来说是代表各自家族文化的崐男女结合在一其，即所谓的“合二姓之好”。其幸福如何，则就看这两种家族文化能否和谐相处，夫妻的冲突常常正是这两崐种不同家族文化也就是家风的冲突，夫妻个人不过是充当了这场冲突的道具而已。因此，两种家风之间是否相合、协调对婚崐姻幸福是非常重要的。

　　婚姻幸福是结婚以后的事，而家风是结婚以前就能感受到的，对两种家风的比较就可大致估计到婚后的情形，为了避免崐不慎选择于前，定要抱憾终生于后的结果，中国历史上一直采用门第这种措施来加以保证，因为门第相当意味着家风相似。崐所以直到现在人们仍说“某某家的儿子娶了某某家的女儿”或者“某某家的女儿嫁到某某家”，而不说“某人与某人结婚”。崐门第婚姻的结果大多可以保证缔结的婚姻不出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同质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价值联系与交换，双方的价值越接近，婚姻成功与稳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婚崐姻是人的第二次社会化的开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夫妻双方的相互适应。一般来说，如果婚前双方的社会身份、工作和崐生活环境等相似的因素越多，就越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念、理想模式、生活方式及思想情趣，那么婚后就容易相互适应，使之崐趋于一致，这对夫妻感情的稳固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相反，如果双方差异太大，就会为夫妻关系的调适带来困难。

　　这种婚姻的同类性原则我们可以从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中窥到一斑。

　　江冬秀是安徽旌德县江村人，江村是旌德县巨族，为全县之最。江的父亲早逝，母亲是旌德庙首吕朝瑞探花的孙女，吕崐佩芳翰林的女儿，江母可谓大家闺秀，江冬秀也可说是名门之女，是以当江母看中胡适欲为婚姻时，胡母竟有高攀之感。

　　江冬秀尽管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同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姓不能相比，但是在旧式妇女中可算是姣姣者了。五四前后新青崐年们纷纷同家庭作主的结发妻子离婚，其时粱宗岱也欲如此，粱妻到胡府哭诉，江冬秀为梁妻作主将梁宗岱告上法庭，最后崐以梁妻胜诉告终。由此可见江冬秀也非寻常女子。胡适社交频繁，又常经不住人劝酒，江冬秀认为士人醉酒有伤大雅，于是崐就给他打了一个戒指，上面刻着“戒酒”二字，以此警醒丈夫。由此二例可见江冬秀良好的社会素质。如果胡适不是后来“崐暴得大名”，在世人眼里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被认为不可理喻。胡适与他的小脚妻子之所以能相濡以沫半个世纪，这种相似的崐家风不能不说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仅以门第来衡量家风的好坏是不够的，门第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象征，而家风才是其精神实质，才是其内在之核，崐正如司马光所指出的那样；“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妇婿与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崐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贵，安知异时不贫贱乎？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彼挟其富贵，崐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养其骄妒之性，异日为患，庸有极乎？”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采取大批判式否定，对中国的家族制度，婚姻制度更是大加挞伐，今日看来在不少问崐题上是有失冷静的，犯了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错误，在青年的婚姻问题上同样如此。

　　例如重炮轰击的“父母之命”，其实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中国同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是农业文化，安土重迁。崐西方是商业文化，生命在于运动，这样便形成了“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

　　“父母之命”固然扼杀了子女的感情，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正如潘光旦所说的也有这样的好处：其一，对父母来崐说，为后的意识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二，父母的经验以及冷静、谨严审慎较之一时为血气与情感所蒙蔽的个人选择要好得多。崐个人选择易偏重于色，偏于浪漫恋爱的一方面，或只为愉情悦性因性欲之吸引图一夕之欢娱，而对于对方之适合于相家生子崐与否的“为后”意识则是极为淡薄的。再说过去不仅女子不出闺门，男子也无社会交往，父母的接触面比孩子大得多，种种崐历史条件造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再如中国的“先结婚后恋爱”也是有特定意义的。

　　中国的婚偶选择有些类似于农村里的一句俗语“访园不访菜”。菜园管理得好，大都不必担心具体的菜会出什么问题，崐因此，只要看看菜园就大致知道这户人家的情况，勤快人家的菜园多田畦整齐，精神抖擞，而凋蔽的家庭则杂草丛生，东倒崐西歪……

　　强调门第、家风的中国婚姻观念，认为你的祖父，你的父亲，你的姨舅都是可信赖的人，也就是认为你的园子好，就大崐致推断你本人也八九不离十，认为也值得信赖。尽管有时也有反例，但毕竟不多，因为中国历史上除了读书中举地位可以有崐大升迁外，绝大多数人的地位一出生基本上都已固定了，基本上就是生活在这两种家庭文化之中。我们批判这是“先结婚，崐后恋爱”，其实远在结婚之前，两种家庭文化就已经爱上了，结婚之后不过是具体的适应而已，在五四之前的人决不会同意崐后人强加给他们的这个大帽子，相反他们会说，我们爱得比你们更早更深，因为“姻缘在前生就已注定”。

　　例如茅盾与孔德祉的婚姻经历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茅盾还在5 岁时就和妻子孔德祉由两家的祖父订了亲，茅盾的母亲当时并不同意，认为“两边都小，长大了是好是歹，崐谁能预料？”但是茅盾的父亲却坚持父命。一来两家是世交，祖父俩还是挚友；二来他与茅盾母亲定亲之前，曾与孔家女儿崐有约，可请瞎子一算说女方克夫，因此婚事也就算了。那时茅盾父亲已经中了秀才，孔家女儿也十六七岁了，她听说自己命崐中克夫，觉得永远嫁不出去了，心头悒结，不久成病而逝了。这样其父便一直觉得欠了孔家一笔亲情债。

　　茅盾的母亲是个刚强而又有主见的母亲，她为什么后来默认了丈夫的做法呢？原来“我料想你出了学校以后，不过当个崐小学教员，至多当个中学教员。一个不识字的老婆，也还将就。”但是当茅盾开始发达并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时，母亲再一崐次征求他的意见：“现在你进商务印书馆不过半年，就受重用，今后大概会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这样，一个不识字的崐老婆就不相称了。所以我要问你，你跟妈妈说真话，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

　　家长的意志，最终造就了这桩大文豪与大文盲的包办婚姻，但是结出的果实却并不苦涩，茅盾对此的感觉是“解放了伊，崐做个‘人’”！

　　相对于中国的“访园不访菜”，西方则是“访菜不访园”。西方社会不太重视家族背景，更多的注意对方个人，因此西崐方青年独立离家后开始无拘无束地在社会上自由择偶，两性交往非常普遍，当感到需要成为夫妻时才结婚。这种方式注重个崐人的感情，但往往不能注意到双方更深层的文化协调，因此造成婚后不幸福的很多，因为相处愈久，两人身上的文化基因冲崐突得越厉害，好在离婚自由，必要时解除婚姻，不过这也是近代才有的权利，在过去结了婚也是极难离婚的。

　　傅聪是我们熟悉的钢琴家，他同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弥拉结婚，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终因东西方人的秉性崐差异太大而离婚了，之后他选择了南朝鲜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仅仅几个月就无法共同生活，最后他还是同一位华人钢琴家崐卓一龙结婚……，凝聚在个人身上的文化因子是非常奇特的东西，我们常常把握不了它们而却被它把握。中国以大窥小，西崐方以小窥大，中国从深处往浅处看，而西方从浅处往深处看，中国对个人注意不够，西方对凝聚在个人后面的文化习俗注意崐不够……

　　其实，西方也并非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恋爱自由，“父母之命”在婚姻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大的。

　　拉法格是著名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但是他在成为马克思的女婿之前却是颇费一段周折的。周折的源处不在劳拉，而在崐于马克思这个未来老泰山的质询。质询的重点也不在其他地方，而在于他的经济能力。“在最后肯定您同劳拉的关系以前，崐我必须完全弄清楚您的经济状况。”在对他的经济能力的一系列疑问之后，马克思又一次提醒道：“再说一遍，我很需要听崐到对这几点的明确说明。此外，您这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能期望我象唯心主义者那样对待我女儿的未来。”并且一再声崐明：“您要是想今天就结婚，这是办不到的。我的女儿会拒绝您的。我个人也会反对。”

　　马克思对拉法格尚且如此拉下面孔逐条质疑，其他父母对待嫁女娶媳的关心也就不难想见了。其实马克思自己的婚姻就崐曾经受了燕妮家庭很长时间的“干涉”，才最后获得同意的。虽然西方父母比中国父母要放松得多，但却也绝对不是不闻不崐问放任不管。

　　但是，打倒了中国“封建主义”的婚姻观念后，中国的青年人是否得到了幸福呢？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中国青年的婚崐姻理所当然不“访园”了，但是几千年的男女大防，男女交往仍然极为有限，大学毕业没同异性谈过话的不在少数，常常是崐到了年龄经人撮合见了几次面就恋爱了，就结婚了，因此根本无法谈起“访菜”。在西方“征婚启事”也很盛行，但其实质崐不过是找个异性朋友，而中国的“征婚启示”则是真枪实弹地要生下孩子，因此今日中国青年的婚姻既谈不上“访园”也谈崐不上“访菜”，而一旦结婚后又不能随便离婚，于是留下孩子这个人质，我真担心今日中国的婚姻质量甚至比不上历史上的崐其他时代！

　　潘光旦曾说中国民族虽然吃了不少自然选择的亏，但居然还敷衍到今天，没有步希腊、罗马、犹太的后尘，是因为有两崐派文化势力在暗中呵护，这两派势力虽不十分强大，但却足够维持我们这个种族的生命，让她不致夭折，别的古代民族，因崐为完全缺少这两种势力或有其一而无其二，连维持都不能够，这两种势力，第一便是家族制度的门第制度，第二便是科举制崐度，遗憾的是这两种制度都不曾得到很好的研究！

　　尽管家族制度我们没有很好研究，但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却对它有着直觉的把握。“文革”中红卫兵的“龙生龙，凤生凤，崐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便是一例，尽管今日看来这个口号和观念无疑是反崐动的，但其时之所以能迎合不少的人，也正说明社会遗传有它存在的道理，而它的错误在于只强调遗传不强调变异，只强调崐外在的以物质财富来衡量的成分，而不强调是否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本质，只强调“门第”而不强调“家风”。今天我们在批崐判的同时，应该对其能引起人们心理共鸣的社会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批判得更加有力。

　　家风是比身教更本质一层的，比家风更本质一层的是乡风，所谓“十里不同风”。比乡风更深一层的是区域文化，如这崐些年的“齐鲁文化”“岭南文化”“海派文化”“京派文化”之类，比区域文化更深一层的则是民族性，国民性了。因此社崐会遗传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的，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家教，我们就不会再固守那种狭隘的观念的。  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