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错了吗──习育是中国教育的宝贵精华──为什么宋以后格外重视习育──习育与知识教育并非对立──否定知识崐教育的礼教需要批判──礼教重视习育是对的，但其精神目的是错的──从“打、砸、抢”到“您好、对不起、谢谢”──崐“文革”与“礼教”是两极，认真反思我们便成熟了一步

　　中国古代对孩子的习育是非常重视的，其重视程度在世界教育史上都难找到第二位与

之抗衡的，这种习育便是我们今天崐大家都极熟悉而又批声盈耳的“礼教”。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的教育过程可以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在宋代以前这种大、小学的区分多以年龄来衡量，如崐《大戴礼记·保傅》言：“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尚书崐大传》言：“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岁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汉崐书·食货志》言：“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崐礼。”

　　但是宋代之后，大学与小学不仅仅是年龄的区分，更有了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的区分。

　　北宋吕大临言：“古之学者，有小学，有大学。小学之教，艺也，行也；大学之教，道也，德也。礼乐射御术数，艺也，崐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于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国家，道也。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崐自学者言之，不至于大学所止则不进；自成德者言之，不尽乎小学之事则不成。”

　　南宋朱熹言：“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崐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

　　元代许衡言：“古者民生八岁，上至王公，下至庶人子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崐及其十有五者，自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崐此小学大学所以分也。”

　　清代陆桴亭言：“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

　　由此看来，在宋以后的学者看来，小学是具体的做事，而大学是如何认理。

　　为什么宋以后非常强调大、小学的区分呢？

　　二程是这样解释的：“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见皆不善，才崐能言，便见秽恶，日日销铄，更有甚天理？”

　　张载说：“教小儿，先要安祥恭敬，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崐已有物我，不肯屋下，病根常在，病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崐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甚则至于徇私意，义理都丧。也只为病根不去，随所居所接而长。”

　　朱熹则认为：“古人于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浓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崐一岁有一岁工夫，到二十岁，圣人资质，已自有二三分，大学只出治光彩。”“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诚崐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世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

　　也就是说经过魏晋隋唐纲纪大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宋儒为了匡正世风，在将《大学》、《中庸》列入“四书”之崐时，认为仅有大学是不够的，必须还有坚实的小学，于是朱熹专门辑了《小学》一书，对大、小学教育内容、目的的划分可崐以说是对前朝教育、道德反思的结果。

　　为什么这时候注意到了小学呢？这是因为宋时人们注意到行为的养成只能在儿时。

　　明屠羲英说：“《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而养正莫先于礼。盖人之失其正，以自外于圣人之途者，率以童幼崐之年，不闻礼教，则耳目手足，无所持循；行止语默，无所检束。及其既长，沿习偷安，徇情任气，如己决之水，不可堤防；崐已放之条，不可盘郁，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学》，必先洒扫应对之节，程子谓即此便可达天德，信非诬也。世之父兄，崐既以姑息为恩，而为之师者，日役役焉以课程为急，故一切礼教，废搁不讲，童蒙何赖焉？”

　　清张伯行说：“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日复一崐日，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竟虑偏好生于内，众口辨言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也。”

　　不仅如此，还在于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它们是统一体的不同阶段。

　　南宋吕祖谦说：“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崐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自此脱然有得，度越诸子。不如此，则是躐等。”

　　明陈选说：“故学圣人之道，必自《小学》始，否则虽欲勉焉以进于《大学》，犹作室而无基也，成亦难矣，况鹜空文崐乎？”

　　正是因为对行为养成的重视，习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一点。宋以后，许许多多的大学者都加入到习育中来，他崐们写下了许许多多《蒙童须知》、《童子礼》、《家塾常仪》、《初学备忘》等，如朱熹在《蒙童须知》中说：“夫童蒙之崐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他在“衣服冠履第一”崐中写道：“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中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崐衽纽带，不可令有缺落。饮食照管，勿令污坏；行路看顾，勿令泥渍。凡脱衣服必齐整折叠。箱箧中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崐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干，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崐…”

　　象朱熹这样一代大家，居然连洗衣、叠衣都写下如此详细的方法，我们今天是难以理解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冯友兰、崐钱钟书、季羡林这些学者会关注这样的事情。

　　到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规》，这些日常行为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崐即代叫，人不在，已即到。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崐待，百步余。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视。”崐“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是偷。借人物，即时还，人借物，有勿悭。”“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

　　《弟子规》曾一度使《三字经》废弃，许多地方官府都曾饬令所属州县，把它列为私塾、义学的童蒙必读书。总之宋以崐后，对立、行、坐、跑、笼手、拱手、肃揖、展拜、着衣、吃饭、应对、视听、进退、出入、静声、敛气、寝息、出蒙、洒崐扫，事亲、事兄、尊师、处友、见宾、读书、写字等都有定规，从而开创了礼教之风。

　　这时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宋以后既重大学，又重小学，何以中国文化反而落后了呢？按道理这时的教育已接近理想状态，崐何以反而倒退了呢？

　　我以为重视习育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宋以后无论是小学、大学，它的精神都是不正确的，孔子“克己复礼”，而宋儒们崐也是如此，完完全全以孔子做为人生、学问的准则，这时候礼教变成了一种宗教，窒息了人们思想的发展，强调伦常，强调崐服从，成为一种奴化的教育。对此鲁迅曾极有力地进行了批判。

　　“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它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有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崐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崐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崐易固定不易的。”“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末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崐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来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

　　其次，宋儒强调习育，甚至将习育置于知识教育的对立面，这样不仅在思想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且在知识的教育上崐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清代陆世仪说：“近日人才之坏，皆由子第早习时文。盖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即国初童子试，亦必俟二十后，方许进崐学。进学者必试经论，养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务捷得，聪明者读摘段数叶，便可拾青紫，其胸何尝一毫道理知崐觉，乃欲责其致君泽民？”陆九龄等也持同样的观点：“今人自小即教做对，稍大，即教作虚涎之文，皆坏其性质。”

　　陆世仪对女子说：“教女子只可使之识字，不可使之知书义。盖识字则可理家政，治贷财，代夫之劳，若书义则无所用崐之。古今以来，女子知书义，而有闲礼法，如曹大家者有几？不然，徒以导淫而已。李易安、朱淑真，使不知书义，未必不崐为好女子也。”只让识字，不让读书，以为知识是惑乱之始，用礼教来对抗唐代的诗教，宋明礼教的本质有“无才是德”的崐反知识倾向，之所以“女子无才便是德”，只不过先拿女子开刀而已，它的骨子里是无才便是德，这种本质在“文革”中暴崐露无遗，宋儒只强调小学对大学的基础作用，而忽视了大学对小学的巩固反省作用。

　　再次，我以为宋儒强调习育没有找对位置，习育应该在家庭里完成，而不是在学校里完成，事实上在学校里也难以完成，崐因为小学是行为教育，行为教育靠习育，家庭的环境不好，污染源不清理掉，孩子的行为不会很好，而由于把知识教育挤占崐了，孩子反而不能通过自我反思来纠正自己的行为错误，我们这些年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都在谈道德问题，但问题却一直有崐增无减，其原因就在于道德、行为问题靠嘴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靠父母家庭的习育。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礼教反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礼教的习育思想却无疑是极为有益的。

　　五四运动后，对礼教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到“文革”时礼教更是被砸得粉碎。连礼教的本质“礼仪”“礼节”“礼崐貌”也被否定得一干二净，把“打、砸、抢”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行动，“文革”之后却要从“您好、对不起、谢谢”这七崐个字抓起，由此可以反思出礼教的合理成份。

　　“文革”同“礼教”可以说是两极，礼教中最缺乏的是“文革”中张扬出的那种“打倒一切”的批判精神，而“文革”崐中最缺乏的是“礼教”中那种对基本社会规则的遵守，礼教、文革对中国文化都曾起到极大的阻碍与破坏作用，但是如果我崐们能从这样的大灾难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便成熟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