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人才的家族现象──巴赫和贝利是凭借什么成才的──数学上最大的伯努利家族是如何建立的──不同凡响的史圣司马迁与不声不响的司马谈──班固《汉书》背后的有名英雄──冯·卡门何以要出版自己的口述自传──

　　伟人的成长是一场长长的接力赛，他仅仅是跑在最后一棒的

　　当我们完整地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习育、教育、化育这三种不同的过程后，我们对家族现象的认识也就准确而轻松得多了。

　　对于家族现象，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左传》上就有“五世其昌，并于正卿”的说法，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断语。《史记》中就用了世家的体例，到了《南史》、《北史》李延寿又创了同族合传的新例。由此可见对家族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

　　但是，真正对家族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是高尔顿，他在对家族现象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生学，强调遗传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多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环境、教育的三位一体，但我认为这仍比较笼统，因此提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习育、教育、化育的四位一体，也就是遗传、环境、教育、精神是如何作用于人的，正如人们将教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一样，这里我也将精神的化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以此来强调它的重要。

　　经过这样细致的区分，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看到家族现象实际上是从这样四个阶段或方面进行的。

　　第一是生理遗传，这种遗传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大家所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将带有血友病基因的女儿，分别嫁给沙俄和西班牙王室，致使这些王室里的王子都患有这种血友病，结果让他们一个个都早夭了……

　　一般说来，孩子在生理上得自父母的遗传要占很大的比例，1975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的“优生学”条目中说：“遗传的作用占百分之五十，甚至可能多到百分之八十，”虽然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的作用很难用百分比来加以表述，但没有人会否认遗传的重要性，它给人的后天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理遗传主要决定了孩子及家族人中更多的生理相似。

　　第二是环境，也就是习育，或叫做社会遗传。这种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阀限之下进行的，正是由于阀限很低，因此人们常常将它同生理的先天遗传混为一谈。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社会性的家族现象都是由这种社会遗传促成的。

　　例如巴赫家族。早在1550年该家族就出现了音乐天才，经过5 代之后在巴赫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直到1800年的列吉娜、苏珊娜之后才衰竭，在这前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巴赫家族中出了约60名音乐家，其中有20名为著名音乐家。如果是生理遗传对成才起决定作用，那么这样的音乐家族的生理遗传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加强，一代比一代更加伟大才是，为何最终也被时间湮灭了呢？而其原因正在于环境有着极大的塑造力量。

　　再如球王贝利。贝利出身在巴西的一个赤贫的城市家庭，父亲虽是一个职业球员，但是由于球运不佳，挣的钱连家小也养不起。他们住的房子一旦下雨连躲都无处躲，就是这样贝利还说：“三更半夜摸到屋外上厕所，不算苦；老是穿不上合身的衣服，没鞋穿也不算苦；冬天大家挤在厨房里睡，翻身时不要压在别人身上都不算苦；不知道以后几天有没有钱买柴烧，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这才叫做苦。”

　　即便如此贫困，但他踢球的环境却是富裕的。诚如《贝利自传》里所说的那样，在巴西“要是一样东西会动，踢它一脚；要是不会动，也给它一脚要它动；要是太大了踢不动，拿它去换样小些的东西来踢。”在巴西，孩子一学会站就开始学踢，学走倒还是下一步的事！正是这样，贝利很小的时候就用破袜子里面塞进破布或破报纸扎紧的“足球”，同他一样的野孩子们光着脚丫一起踢。在贝利稍大时，他的父亲就充当他的启蒙教练，一次次耐心地教他头球、传球、以及踢低球……

　　由于习育的阀值在意识之下，它甚至较多的是通过镜像期获得的，因此它是人类那么多“术”类世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武术世家、杂技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等等。

　　第三是教育，这种方式比习育要难，但却更加有效。人类历史上那些学者家族多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那些注重了教育的家庭，孩子几乎都能成才。正是这种方式的重要，学校才在生产实践中应运而生。

　　因为教育是习育的强化，可以想象得出，巴赫的琴声对孩子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习育，但是爱因斯坦在桌上演算方程式时，孩子并不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爱因斯坦不向孩子传达这种心得与体会，孩子是很难象“术”类那样直观感受到那份快乐的，因为习育有许多及时的外在刺激，武术可以让自己变得英勇无敌，医生常有病家的上门致谢等等，而“学”则较难有这种外在的加强，它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引起自己内心的愉悦，它的阀值比习育要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者家族较少的原因。

　　但是，在家族现象中，对后代注重教育是极普遍的，因为这些家族现象的开创者本身大多都有极好的教育素养，我们只要看看数学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家族──伯努利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就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

　　伯努利家族原为荷兰的新教徒，后来移居瑞士的巴塞尔，从17世纪末起，在一个世纪里，这个家族祖孙三代涌现了8 位大数学家，不仅在微积分学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无穷级数、微积分方程、变分法、坐标几何、概率论、流体力学、气体动力学以及实验物理学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数学家族的开创者是詹姆士·伯努利，他开始对神学感兴趣，后来转而对数学感兴趣，并与微积分的创始者莱布尼兹极为亲密。他的这种钻研与爱好影响了他的弟弟约翰·伯努利，于是他教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弟弟学习数学，约翰·伯努利终也成为一位大数学家。

　　不仅如此，约翰的出现为伯努利家族的后继有人提供了条件，因为他不仅是个卓越的数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卓越的老师和父亲。作为老师他培养了欧拉这样的大数学家，作为父亲，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数学家，而他的第三子又将两个孩子培养成了数学家，这样一家三代，百年辉煌，成为数学史上最为耀眼的一家。

　　由家族现象的开创者亲自教育是一种方式，但更多的是自己虽不亲自教，但却对孩子的教育极为重视，从而后世人才绵延不绝。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秉承中国的传统，他并没有亲自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但是他却极注重孩子的教育，不仅为孩子择师，而且还为孩子择友。例如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是由吴父一手教成的，于是乃聘其父为孩子之师……，正是这样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都成绩赫赫，孙辈出了曾广钧，曾孙辈又出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学者。

　　第四是化育，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精神遗传，这种方式极为重要，可以说所有的伟人都是化育而来的，由于前章已较多地谈了化育的重要，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我在读伟人的传记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便是这些伟人都是站在家族前辈的肩膀上，都是前辈薪火相传的结果。我强烈地感到一个伟人的成长，事实上都是一场长长的人才接力赛，伟人不过是跑在最后一棒而已，而人们惯常的做法是仅对他一人欢呼。只向他一人献花的做法是极不公允的，这种做法就象将4 X 100米接力的金牌挂在最后一人的脖子上不公允一样！相比较之下，中国历史上因为孩子成才而给其先辈荣誉称号的做法却是极为可取与科学的！

　　因此，伟人的成长是一个长长的接力赛，这种接力赛不仅是由教师完成的，更是由父母完成的，是由伟人的父母完成的，正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了后代人才辈出的结果。

　　例如史圣司马迁。现在很少有父母知道司马迁的祖辈为他铺平了道路，而仅以为他在受宫刑后的逆境里忍辱负重。除了史家还能知道司马谈以为，我们极少将这个不同凡响的名字同司马迁联系在一起，其实司马迁的成功正是由于司马谈奠定的基础！

　　早在司马迁之前，他的祖先就已经是周王室的太 史令了。在虞、夏两朝就已功名显著，到了司马谈时可说如日中天了，他曾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家要旨，指出其所长所短，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伟大史家的条件，只是由于早逝，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他临死之前才如此叹道：“是命也夫、命也夫！”可以说司马谈是壮志未酬，死不暝目！

　　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谈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伟大的导师，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为了培养司马迁，十岁时就开始让他诵古文，二十岁时又让他壮游天下，考查遗闻轶事，搜集史料，学公羊于董仲舒，受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自己。正是打好了这样的基础，在司马谈临死的时候，才殷殷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一定不要忘了我想撰写史书的事……”

　　事实上，《史记》本身就是其父子两代人甚至是数代人合作的结晶。司马谈在司马迁还不到十岁时就开始准备，在司马迁24岁时正式动笔，这时司马迁为助手，一直写到司马迁36岁司马谈去逝时为止。司马迁从38岁接着著书，一直到54岁大功告成，因此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有其父亲的观点在内，而司马迁之所以能坚持活下来，就在于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大愿！

　　再如前四史中的《汉书》也是如此。《汉书》是由班固成其大概的，但是班固之所以能撰其书，其家族前辈同样功不可没。

　　班氏家族自班固七世祖班壹时起，就逐代上升。班壹生班孺，班孺生班长，班长生班回，班回生班况。到班况时已入为左曹越骑校尉。班况生班稚等三子，女班婕妤成帝时选入后宫，这时班氏家族已极显赫。班稚生班彪，班彪幼时与堂兄弟共游学，《汉书·叙传》称“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生子班固、班超和女班昭，班固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更是诸儒慕之。班超、班昭也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

　　自《史记》成书流布后，续作者甚多，班彪以为此辈多鄙俗浅陋之徒。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乃继采前史遗事，作《后传》数十篇，遗憾的是未成而殁。班固居父丧期间整理《后传》，欲竟父业，没想到被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其弟班超为哥申辨，明帝看过书稿后不仅释放了班固，归还了书稿，而且还召诣校书部，典校秘书，撰当代史。后又命他完成父业。于是班固潜精积思二十余年乃成其大部。班固死后，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又命其妹班昭续之。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助手才最终完成全书。

　　因此，《汉书》前后共历两代，父子三人还及门生才合力呕心沥血而成。如果没有班况创造的良好条件，班彪的学术基础便无法奠定，班彪的基础既无法奠定，即使他写成了《后传》，那也不过是一本鄙俗浅陋的著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班彪重视了对孩子的教育，从而能让班固、班昭禀承了家学，最后不仅班固完成了大部，而且剩下的部分又由其妹继之，真正是前仆后继，终成不朽之篇。从班况到班昭，这其中的环节若断了一环，《汉书》的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在这种接力赛中，跑在最后一棒的并不见得是跑得最快最好的。就拿《史记》来说，司马谈的写作时间为12年，司马迁为16年，如果没有司马谈的准备，不可能有最终的成果，如果司马谈不早逝，他的《史记》也许更伟大。再如冯·卡门之所以要出版自己的口述自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希望借此来表达对他父亲——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怀念。他认为他父亲对匈牙利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种巨大的贡献在匈牙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他认为要是他父亲现在还活着，并且能分享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机会的话，那么，他的影响肯定比他要大得多！但是人类无视这种接力久矣，以致一直没有研究这种传递，其实只要稍稍注意几个伟人前几代的作为，便能感受到他们绝不是平白无故地成为伟人的，绝不会认为他们的成长同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当然，当这些伟人、这些家族现象出现时，一般是很难分出是习育、教育、还是化育在起作用，它们常共为一体，它们之间协调得越好，孩子的成长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