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无继与智力归庸是必然的吗──普希金与阿列欣对儿子的设计对吗──鲁迅怎样做父亲，做对了吗──父亲的严格让鲁迅成了伟人，但成了伟人的鲁迅却恰恰忘了使他伟大的那种严格的早期教育──朱自清的忏悔与智力归庸──儿童教育家的孩子常常不能成大才的原因何在──英雄不当无后，更不当无继

　　海婴7 岁时，一次许妈带他到隔壁邻居家串门。这家是一户日本侨民，家里有一台落

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一米半，比他当时的身高还长一截。听到他们播放的唱片，海婴感到十分新奇，就想用手去动它。一来物品贵重，二来海婴调皮，主人自然不让他动。这样他就非常不高兴地回到了家，要家里也给他买一个留声机。

　　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三十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每当他仰卧藤椅、闭目构思的时候，如果有这类声响来打扰，他就会感到十分烦躁。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仍然让步了。

　　过了几天，内山先生就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拎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来了，内山向鲁迅介绍这架机器的性能并当场试放，放完以后问海婴喜欢不喜欢，当时海婴觉得跟邻居家相比太小了，便连连摇头表示不要。鲁迅就告诉内山先生另换一台大些的。

　　又过了几天，内山先生换来了一台大的，可海婴仍嫌太小不要，又退了回去……

　　第三次是内山先生来家通知，说又换了一台，很大，搬不动。要请海婴去看合适与否。于是母亲带着海婴到内山书店去看。可海婴一看仍嫌小，没有邻居家的大，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

　　买回来后新鲜了几天，慢慢地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

　　在三十年代，留声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即使是今天，如果一个7 岁的孩子要买一台台式收录机，绝大多数父母也不会同意的，但鲁迅却当成玩具积木一样的无条件满足孩子。这种做法，我相信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难为人们所苟同的！

　　英雄无后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即使有后，后代却也常常不能继承前辈的光荣，而出现英雄无继现象，因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而且这种说法还有统计学上的证据，那就是智力上的归庸现象。

　　“归庸”是统计学名词，高尔顿在研究身高与遗传的关系时，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他发现父亲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同儿子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成一定的比例，即人的身高回归到平均数上，苏联心理学家A·H·鲁克认为智力也存在这种归庸现象。

　　那么何谓智力的归庸现象呢？

　　按照鲁克的说法，那就是取一般市民群众的智商的平均数为100，而在某一职业人群中，如在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中间平均智商为160±5，假设这样高智商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并生下了1000个孩子，孩子长大接受教育后，他们的平均智商应在一般市民群众平均智商和其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下降到130。

　　当然，这一千人中有一些人的智商为160、170甚至更高一些，但人数不多；而有些人的智商为100、90、80，这些同样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在一般群众智商和父母的智商之间，这一点不仅与智商有关，而且与专门的天赋──艺术的、数学的、运动的天赋等等有关。

　　上面是智商相同的父母生出孩子的情况，如果父母的智商不相同，如父亲的智商很高为160，母亲的智商稍低为120，他们生育并培养了10个孩子，如果是这样，孩子们的智商不是在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不等于140，而是处于140和群体的平均智商100之间，即为120，这并不是单纯地继承了母亲的智商，而是向平均归庸。

　　按照向中等水平归庸的规律，可以得出，后代从父母所属的职业群向其它要求更低或更高的智力或专门天赋的职业群转移，孩子们“上升”或“下降”的百分比大约是30%。

　　尽管鲁克说天才的的后代不一定退化，但这种归庸其实就决定了他的退化，正如他所说的：在很少情况下，后代象双亲一样是有才能的；但也几乎很少完全平庸无才。往往是后代的才能不处于群体的中等水平，而在群体中等水平和双亲水平之间的中点。作家的孩子，不少人成了翻译、编辑、记者，因为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的天赋往往高于中等水平。

　　在鲁克看来，过去孩子一般都为自己选择和父母一样的职业，而在今天，追随双亲从事需要很高智力水平和专门天赋的职业往往就不可能了。一般来说，著名语文学家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外科医生或者元帅的儿子也不可能顶替自己父母的事业。有才能的物理学家的女儿，可能具有除物理和数学能力以外的好的品质，作家的孩子不一定具备成为作家的才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后代，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金。

　　他认为，从前人们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普希金在考虑到5 岁儿子的前途时表示，不希望他走父亲的道路，也就是写诗和跟沙皇作对。著名国际象棋手阿列欣的儿子在和报纸记者谈话时表示不下象棋，因为他的家庭责成他要么成为世界冠军，要么远离棋坛。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上述这些观点是行不通的，因为取得很大成就，有富足的财产，很高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父母，保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很好的培养和教育的条件，“训练”他们并给他们安置到有利的位置上，而对于更适合占据这些位置但出身低微的人们来说，通往那些重要职业的门是被关闭的。但是在苏联，由于没有阶层特权的存在，天才便可以自由生长，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科学家或作家，因为有天赋的人并不是出于个别的家族中，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任何民族、任何社会集团之中。

　　我以为鲁克所指出的现象无疑是社会存在的现实，但是鲁克对之的解释是不合时宜的，是一种智力平均主义。一个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领域里培养孩子，而偏要让孩子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去做一个普通的人呢？的确写诗是艰难的，要写出超过自己的诗更是艰难，但是普希金如果偏让自己的孩子去下国际象棋，其超过阿列欣的可能比超过自己大吗？或者阿列欣让孩子写诗，其超过普希金的可能比超过自己大吗？

　　这种智力平均主义的观点不难驳倒，只要看看那些第一流的人物都是在其父母擅长的领域取得成果就可知道天才并非是在人类里平均分布的，只要看看那五对获诺贝尔奖的父子是相同专业就知道子承父业在任何时候都并非不合时宜！的确，在苏联由于实行社会财富的平均主义，家族现象减少了许多，天才可以从任何角落出现，但这是有意压抑的结果，现在苏联的剧变证明商品经济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鲁克所批评的“资本主义”恰恰被他反证是正常的。

　　既然归庸现象是一种社会较普遍的现象，而按照人才成长的原理这种现象似乎又不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将门出犬子呢？

　　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归庸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英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同普通人毫无二致，也就是说这些英雄之后的成长除了物质上的不同外，精神上的发育同其他孩子的成长毫无二致，正如父子身高的归庸一样。父亲对孩子的身高并不加以重视，或者即使加以重视也无从着手，因此尽管你可以养尊处优，但身高却仍同普通人一样归庸。

　　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不重视，或者重视了却无从下手，孩子都是靠天收，这样才出现了归庸现象，关于这一点即使对于教育家也是如此。

　　这里我们不妨以鲁迅为例来加以说明，之所以选择鲁迅，一来鲁迅是一位被我们公认的儿童教育家；二来鲁迅育子的经验甚至细节都被人们充分整理和挖掘，资料翔实，在我国极少有象鲁迅这样为我们提供一个如此好个案的了；三来鲁迅育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仍然同普通人一样，因此他的孩子海婴也同普通人一样，鲁迅的育儿实践让我有意一探根由。

　　鲁迅同周作人失和是人所共知的，失和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我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但从人们研究的成果看，围绕孩子的教育也许是其中一个。

　　那时他们同住北京八道湾，周作人的孩子调皮、啼哭应是极正常的，但鲁迅却受不了，他曾说：“象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岂止是做不到，有时甚至是看不惯。有一次周作人的孩子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鲁迅看到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周作人夫妇听后很不舒服，教训孩子“为什么偏偏给他看见，”许广平在回忆录中说：“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由于这样的小事积在一起，兄弟不和已是极自然的了。

　　鲁迅对周作人教育孩子方式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等鲁迅有孩子以后，却犯了他曾批评过周作人的同样的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小海婴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但鲁迅却不再以过去曾有的清醒的态度来对待，鲁迅的许多做法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不好理解的：

　　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许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婴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唔！你真可恶，”而他早已一溜烟似地逃跑了！──这我们还可以认为并不过份！

　　鲁迅出门总给他带礼物，这无可厚非，但“他(鲁迅)一回来，在门口等待的他，一定夺取他手中的包裹检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欢跃而去。如果带来的是书，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预期答应好，须一定给他买。”──这一点我们就要难以理解一些了！

　　在外面玩，他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刮破了手指，就是同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声盈室，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嚎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严色厉地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来反抗，每到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鲁迅也同现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一样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降了！──这我们就更难理解一些了！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抱海婴住医院，或者延医来寓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三百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父源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答客诮》一诗作答：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许广平说：“鲁迅先生活的时候，给予他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戕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拘拘为仁，他是绝不肯令海婴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

　　但是鲁迅的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他不到六岁就入家塾读《鉴略》──一本文字深奥的中国历史读本。父亲对他的督促更严，一次家人准备带他去看迎神赛会，船已泊在河埠头，饭菜和点心盒子也已经搬上船了，他笑着跳着催大家快些。可父亲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去拿你的书来！”“给我熟读，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鲁迅父亲的教育方法的确生硬了一些，但严格要求对儿童成长来说非常必要。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鲁迅的进步很快，他一放学就回来翻看家里的藏书，先看画书，再看字书。七八岁时就已看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读了白居易、陆游和李白等人的诗词了。正是这样的良好早教才奠定了鲁迅日后事业的基础！

　　但是鲁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相反他却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他(鲁迅)自己对旧式的背诵似乎深恶痛绝。对一般学校的教育的制度也未必满意。如果他较年轻，有了孩子，我想也许自己给以教育的。可惜海婴生下之后，人事的匆促，他未能照顾到他的求学方面。然而在现时的学校，读到大学毕业，甚至留学回来，是否个个都成器了呢？还是疑问。因此孩子入校读书情形，可以说在他是并不怎样注意的，而且他自己所学和所用的也并不一致，还是自修要紧，在他想来或者如此。”

　　这样，鲁迅在七八岁时已经很有些学问基础了，可海婴这时还对读书不感兴趣，还不能读进一本书，甚至还没有读过一本稍深一点的书……也许正因为这样，鲁迅在他逝世前一个多月写的《死》中才这样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鲁迅曾批评周作人的教育方法，但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人们所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罩上一层光晕效应。长期以来，人类的家庭常常如此，父母亲奋斗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们一方面痛恨纨绔子弟，一方面奋斗的目的又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纨绔子弟，父母亲仅仅把孩子当成家庭中的一员，以为自己可以代替孩子，从而将孩子笼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孰不知孩子将来是以一个社会人谋生的，在社会上他将是一个下级、一个合作者、一个普遍的必须执行命令的小兵，而不是家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父母给孩子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这一点必须从我们父母的幻想中彻底打破！

　　鲁迅先生老来得子，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有了孩子不几年便离开人世，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事实上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我在这里决无半点贬低先生及海婴的意思，鲁迅一直是我尊敬的对象，他的硬骨头精神应该成为所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里仅借先生一例来说明这个现象的产生而已。

　　作为儿童教育家的鲁迅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各路英雄了。

　　朱自清的父亲在信中问起孙子阿九──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阿九)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象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

　　为什么呢？这时朱自清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父性已经开始苏醒，当他回忆自己过去的暴行时便难以自己。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菜呢？更惨：“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

　　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的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

　　正因为这些英雄“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是因为由于这些名人之后同普通孩子的成长环境并无二致，因此智力归庸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研究英雄无继现象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这类儿童教育家的无继了。世界著名儿童教育家卢梭、蒙台梭利的孩子不仅无甚成就，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教育家居然都将亲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里，拒绝自己抚养，从这个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无继的问题，而是无后的问题了。

　　儿童教育家的孩子难以成才，这似乎难以交待，但细究一番有时也不仅仅是光晕效应所致，较大的原因是经济条件限制，这一点对教育家更是如此。

　　裴斯泰洛齐在他孩子四、五岁时，对孩子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促使他创办了一所贫民学校，他把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纺纱、读书、写字：“我在五十多个乞丐的孩子中间生活了几年。在贫困中，我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为了使乞丐也学会能像个人那样生活下去，我自己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其时人们嘲笑他说：“想拯救别人，却连自己都不能拯救。”

　　我国的前辈儿童教育家张雪门也曾这样感慨：“我注重幼稚园的儿童，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年来北京的教育费无着，家里面不免闹着恐慌，每每打了电话来，只得抛开了书本忧忧闷闷地回去；不过忧忧闷闷地回去，依然是忧忧闷闷地出来，眼看着脸黄肌瘦的自己的儿子，一句话没有说，到底还是没有办法。畹兰常常取笑我，你──这傻老头儿，只会在三院里做儿童梦。的确！我只会做梦，不会想到实际；我只会背着他们垂泪，唉！我真有愧做儿子的父亲。”

　　从这样的角度看，无继同无后的很多因素是一致的。尽管如此，它们都不是必然的，尤其在无继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明了它的成因后，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向这一阻碍人类进步的不良现象发出新的征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