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是人才成长的沃壤──王羲之怎样成为书圣──没有祖父梅巧玲，就没有孙子梅兰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兴家一代要三代人方能完成──家教功能的萎缩导致“富不过三代”──泰戈尔的成功与我们的不足──王安电脑公司的破产说明什么──向宋耀如学习

　　不幸中的万幸是，并非所有的杰出人物都如此感性地对待孩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都的确认真地对待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在古代，家庭教育传统在世界

各个文明古国中都极兴盛，其典型表现便是家族现象的常见。只是到了近现代，家庭教育的意识才一日淡薄一日。我们在看唐宋以前杰出人才，相当大部分都是带有家族性的。从孔子、孔鲤、孔 ；司马谈、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婕妤、班彪、班固、班超、班昭；蔡邕、蔡琰；曹操、曹丕、曹植，一直到宋代的三苏。这些家庭或家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家族的沃壤，这些人才是难以取得如此大成就的。

　　就拿王羲之来说吧。

　　青少年时，王羲之虽然就已有书名，但也远非一枝独秀一路领先。他小时候很不起眼，“幼纳于言”、“人未知奇”，他的父亲甚至还为此苦恼过。小时候秉承家学尽管也练字，并没引起家人的注意，他的师兄弟庾翼、郗 等人，他的叔叔王厘等都在他之上，以致于当他后来水平高出一筹，很多人都争相去学他的书法时，庾翼还极为不满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 ，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只是后来他在其兄庾亮处看到王羲之的一封书函时才为之一惊，表示折服。

　　王羲之为什么能后来居上呢？这就必须说到他的家族背景了。

　　东晋是中国书法空前进步的时期，继西晋的卫氏世家之后，又出现了王、庾、郗、谢四大世家，有八王、四庾、六郗、三谢之说，王家实力最为雄厚。庾家书法师承钟 ，郗家书法师承卫氏，谢家书法受王家影响，唯独王家书法集魏晋书法之大成，深得蔡邕、钟 ，张芝、卫氏等精髓。

　　人所共知，王羲之师承卫夫人，卫氏是西晋最大的书法世家，后汉张芝和钟 的书法被卫氏四代全面继承，而卫夫人与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为中表，也就是说卫夫人是王羲之的姑辈！而王羲之的从伯、叔父及群从兄弟无不善书，他不仅曾拜卫夫人为师，还拜叔父王厘为师，后又获从伯父王导留下的钟 宣示帖。加之他也由寡母扶养，在历史上他以“骨鲠”著称，“东床坦腹”等都表明儿时曾遭受压力而促其心智早熟。正是因为这么好的家族滋养和个人生活体验相结合，才结出王羲之这样一颗硕果。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东晋有这样几个书法世家，即使是王氏家族有数十人善书，为什么这颗幸运果就落在王羲之的头上呢？我以为这时的大书法家出在这几个家族之内是必然的，这可以从那时的书法家几乎都是这几个家族出身看出，但是书圣的桂冠落到王羲之头上是有偶然性的，并不是实力最雄厚的家族就一定会出最杰出的人，因为当实力相当时，谁是冠军常由一些偶然因素决定，这就如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你无法准确预测谁是冠军一样。这里之所以作此说明，是想破除那种事后诸葛式的论证方式。

　　再如梅兰芳。

　　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由给江家做义子，到后来被卖给戏班作戏徒，再到后来成为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的老板，仅仅只完成了靠京剧维生、发家的过程。他虽入了道，但却不是最出色的演员。

　　梅家第二代则不同了。由于时常受乐师的气，梅巧玲立志要从孩子中培养出一个好的乐师，因此当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一出世，家庭的期望便付于行动。三岁时，梅雨田就坐在木桶里敲着一把破弦子弹着玩了，八岁时，梅巧玲就把北京城里最好的乐师都请来教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培养出了一个一流的乐师，应该说梅家这时在艺术上已经登堂入室了。

　　到了梅兰芳时又不同了。这时梅家就是一个最好的艺术学校，梅雨田就是这个学校的掌门人，因此梅兰芳儿时获得了最充分的京剧滋养。及其稍长，家道中衰，父亲早逝，伯父又有女无儿，梅兰芳不仅兼挑两房，而且肩负起兴家兴业的重任，孤儿寡母促使他精神早熟，物质困窘促使他奋发向上，儿时的京剧滋养加上后天的自身努力，最终造就了蔚为大观的梅兰芳。尽管梅兰芳是靠自身的努力才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但如果没有前两辈打下的基础也是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的。

　　遗憾的是，唐宋以来，乃至秦汉以来，我们家庭的这一教育功能便逐渐萎缩，到了近代更是所剩无几，毛泽东就曾直截了当地批评贾谊“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不要说家庭教育在做法上还能剩下点什么残碴余孽，就是其一些极可取的思想也都被认为是无知可笑的无稽之谈。

　　例如《古文观止》是一本公认的极好的古文选本，可是其中苏轼的一篇难得的家教好文章《三槐堂铭》却在一位我们师范学院教授的评介中判为宣扬善有善报的“天命论”，真是令人神伤至极。

　　苏轼的文章是写宋初兵部待郎王祜因为性格刚直不容于时而不被任为宰相后，他在自己的院子里栽下三棵槐树，并发愿说“我的子孙必定有做到三公高位的。”意思是我虽不能亲眼看到子孙发达了，但这三棵槐树能看到。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官然宰相，孙子王素也官至工部尚书。王祜凭藉的是什么呢？不是投机取巧，阿谀奉承，而是进德修身，砥砺品质，让自己的后代比自己更优秀。所以，苏轼在其铭中正确地指出，王祜的精神品质在他的儿子王旦等身上，就象槐树一样慢慢萌芽长大，经过艰苦的培土护植，终于长成了大树，而那些无智无识的世人，目光如豆，连早上也看不到晚上，总是把心思花在找机会撞大运上，一心想能有朝一日不劳而获也能捡到一只撞在树上的兔子，却从不想去提高自己的品德与能力。一个国家的人都这样急功近利，国也将不国了。王家院中的三棵槐树，正是那种不急不躁种德于后人身上的见证啊！

　　这样的文章何罪之有，被我们师范学院教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授判为 “宣扬天命天道”的“阴德论”，真是罪过！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说明我们对家教的遗忘与陌生。

　　读《三槐堂铭》时，我不由想起儿时生活的乡下外祖家，中国农村有一极大特点，就是累世而居，累世而居的结果就是其历史通过口头文学传之久远。外祖在评点历史人物的兴衰时，也常常评点村里、邑里人家的兴衰，这种评点都不是一人一事，而是一族数代，来龙去脉，缘由经过都很清晰，评点之后外祖还常叹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百年是三代人，兴一家一代都要三代人方能完成。今日研究，才知兴家确为日本德川家康所说，是挑重担走远路不能急。可是在大家庭废黜，小家庭繁兴的今天，人们既无兴趣读史，也无机会完整地目睹一些人家的兴衰，甚至连听一遍前辈人的叙述也不可能。因此只能去羡慕那些追光灯下当代人物的短暂光彩，这样便真正如苏轼所说“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了！

　　家庭教育功能丧失的最直接后果便是“富不过三代”现象的产生。

　　台塑大王王永庆曾对“富不过三代”做过很好的诠释。他认为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往往缺乏创业的种种条件，如果不特别努力，根本就没有出头的日子。为了追求创业的条件，事事必须耗费苦心，在困难中创立起来的基础，一定比较踏实。第二代及第三代如果善加利用这个基础，应该会比第一代更加有所成就。但人在舒服的环境中，往往不太容易激发向上的志气。第二代多少受到第一代言行的影响。还知道用功，到了第三代，不但没吃过苦，甚至见也没有见过，就容易松懈。人一旦松懈，外在的条件都无济于事。这种过程的演变，往往让人不知不觉，疏于防范。所以说，富贵不超过三代。

　　由于我们的家庭废弃了这种教育功能，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一份教育子女的责任，从而也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创业精神传授给下一代，以让它们久远地流传下去，这样就把家产托付给了机会或运气，如果碰到一个好子孙，可能还能维持一个阶段，如果没有碰到一个好子孙，则家产很快败光。在中国败家子极常见，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没有这种良好的教育功能。

　　缺少教育功能的结果是下一辈从上一辈获得的仅仅是财产继承型而非精神继承型，而没有精神支撑的财富最易变质，财富反而为后辈无所作为，为非作歹助纣为虐。因此，在中国常把不治家产看成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其所以不置家产，是因为看到太多有家财的子孙最后结局不妙，所谓“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才，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其实，适当的物质基础，是孩子教育和成长的必要条件，子孙的好坏是教育的结果，而非财富的结果，只有拱手放弃教育权力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

　　近代以来，我们把家族简单地同封建主义等同起来，尤其是“五四”前后更是对“家庭”“家族”妒恶如仇，将家族主义思想这一封建毒素同家庭的教育功能一起批判，结果不仅父亲不教孩子，连母亲也要走上社会不教孩子，甚至以教孩子为耻：结果摇摇欲坠的家庭教育功能终于全然倒地，这是中国近代文化与人才上的一大悲剧，这种悲剧的显例就是学术世家大减，很多学者都是一世而起也一世而斩，我以为这是中国现代无一人获诺贝尔奖的主因，这种文化苍白即使同印度相比也仍显得那样刺眼。

　　尽管中国从1840年起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但毕竟还是主权国家，而印度却连主权都丧失了，整个国家成了殖民地。但就是这样一个殖民地，却仍然出现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如甘地、泰戈尔、尼赫鲁等。

　　为什么国亡了，而其文化还不凋零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家庭的文化传承功能还在维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正如犹太人一样。

　　比如泰戈尔。

　　泰戈尔的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共有11个儿子，泰戈尔居其中。还在泰戈尔五、六岁时，他就已经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梵语经典和文学艺术，并且已经表现出诗人的天才了。他父亲发现这点后，除了自己诱发他的诗情外，还“委托”泰戈尔6 个哥哥帮助他，6 个哥哥也努力促使他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思想。

　　泰戈尔小时候的生活常常是这样：哥哥们带他同村妇、石匠、帮工和农民接触，聆听这些平民百姓讲述的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而回家后，哥哥们就要求他用诗歌形式复述出来，有时哥哥们自己也写诗。从14岁开始，哥哥们就带他到孟加拉文化节和民族主义节的集会上，公开朗诵自己的诗作。17岁时，一个哥哥又把他送到英国去旅行，并在英国学习法律和文学。回国后，又随父亲和哥哥们在印度北部旅行……，经过这样耐心的雕琢，蕴伏在他身上的诗人气质和才华才酣畅淋漓地被激发出来，25岁便发表了成名作《新月集》！

　　泰戈尔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他的家庭为他提供的学习环境和内容却是任何一个学校都难以达到的，他不仅是诗人、作家，而且是作曲家，他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其中包括印度国歌；还是一个画家，一生创作了1500幅画……

　　徐志摩曾说：“单是甘地与泰戈尔的名字，就是印度民族不死的铁证。”“东方人能以人格与作为，取得普遍的崇拜与荣名者，不出在‘国富兵强’的日本，不出在政权独立的中国，而出于亡国民族之印度──这不是应发人猛省的事实吗？”，我以为起码在在家庭教育上，泰戈尔是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探究的问题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五四之后我们家庭的教育功能破坏殆尽，但家族主义思想却并非随之灰飞烟灭！从蒋氏家族的传位到现在的裙带风盛行，哪一点证明这种思想有所削弱呢？即使是生活于西方的华裔也难说根除了这一思想，王安电脑公司的坍塌就是一个例证。

　　王安电脑公司曾经创造出一系列辉煌业绩，该公司研制的文字处理电脑等产品价值一度曾高达30亿美元，拥有近四万名员工，但是正当其事业蓬勃发展时，王安却效祁黄“内举不避亲”，宣布自己从即日起退休，而由儿子继任，儿子不仅任董事长，而且兼任总经理，原总经理改任副职……，原总经理在愕然之中建议其子改任名誉总经理，可怜也遭否决，最后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总经理也不得不落泪而去，而接替的则是一个对业务不熟悉的儿子，如此安排怎能不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耐人寻味的是，家族主义至上的中国，结果是“富不过三代”，而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国家，其家族却常保百年青春。与中国人才家族衰落相比照的是西方人才家族的繁兴。无论是政治家族、学术家族，还是企业家族无不如此：巴赫家族、施特劳斯家族、伯努利家族、达尔文家族、皮特家族、肯尼迪家族、杜邦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哪一家不是如雷贯耳！其所以能长盛不衰，就在于他们的家族很好地发挥了教育这一功能，这些家族的开创者不仅是创业高手，更是教育的高手！

　　因此，中国要中兴、富强，再造中国的家庭教育的功能刻不容缓，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有人这样做了，并且也已经取得极显著的成果，这位先行者便是宋氏家族第一人，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

　　宋耀如是中国近代最早意识家庭教育功能缺失的有识之士之一，当他看到西方家庭这一功能之完整时，就立志要把子女培养成林肯 、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他曾这样说过：“只要一百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他和妻子制订了现代型的“斯巴达──基督教”教育模式，在充分发展孩子天性的过程中，训练他们成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斯巴达勇士。还在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就鼓励他们尽情地玩耍。稍大一点就进行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的意志训练。为了把孩子造就成能够面向世界的领袖人物，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进行英语对话，他从美国购来了大量幼儿读物，夫妇轮流教孩子们读写……。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几个孩子才如此卓然出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宋耀如教育孩子的结果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价值，相反他的价值却在后辈中得光大，他象一个高超的科学家一样，“克隆”出一批后继者继承自己的事业，其子女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远远超过他本人的贡献，如果我们的每个为人父为人母者都能象宋耀如一样，怀着把孩子培养出来的最美好心愿，那么不用几代人，中国便能腾飞于世界！如果我们人类都如此，那么同样不用几代人，我们就可以把地球变成文明、和平、安详的伊甸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