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要让学生超过老师，更要让孩子超过父母──在培养伟大人物的过程中，第一流的人物理应肩负起更出色的父母任务──诺贝尔奖的父子、母子何以都是研究同一课题的──伟人是由伟人培养出来的──伟人们不仅仅要为“诺贝尔精子银行”贡献精子，而且更要贡献他们的教育思想

　　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的导师，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曾鼓励学生超过老师

，认为学生不能超过老师是老师没尽到责任，是老师的失败。其实，孩子也同样如此，如果孩子超不过父母亲，那么这个家庭的教育是失败的。叶圣陶在他的短文《做了父亲》中说：“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俞平伯对此的回答也是：“总不希望比自己坏罗。”

　　正是这种社会细胞──家庭的前进与胜利才推动了人类大文明的进化！这本是一个极简单的道理，但是，在我国一份有着广泛影响的家教杂志上，“儿子不必胜过爹”的所谓“新观念”竟能够获得这家权威杂志编辑的认同而赫然陈列于篇首，我认为至少在我国目前阶段人们还没有对此有较清醒的认识！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所谓历史实质上就是伟人写成的历史，德国哲学家尼采更认为普通的民众不过是数学上的“0 ”毫无意义，只有在伟人的带领下才显示其价值，而这天才便是这无数“0 ”之前的“ 1”。在这里我们不去争辩历史是由人民还是由英雄创造的，但是呼唤英雄、呼唤天才却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度共同的人类心声，而要让天才出现，尤其是让天才成批出现，那么，最先需要做的，就是要对那些第一流的天才人物普及教育学知识，对于这些天才来说普及这类知识是为了创造人类，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是完善人类。

　　为什么要让天才成批出现，首先就需要向这第一流的天才普及教育学知识呢？这是因为这些第一流天才本身就是最好的天才成长的土壤。

　　对于这些巨人来说，培养别的学生还需要一系列社会过滤系统，最后才能让这些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而对于自己的孩子，他则可以直接让他站到自己的肩膀上。

　　例如，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和钱三强分别是爱因斯坦和小居里夫人的学生。周培源是34岁、钱三强是24岁时成为他们的学生的，也就是说在他们20岁时还没有接触到世界科学的最前沿，但是，如果他们直接是这两位导师的孩子，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艾芙在《居里夫人传》里是这样描写她的姐姐伊雷娜的：“大女儿是21岁的大学生，镇静，平和，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的使命是什么；她要当物理学家，而且很明确地要研究镭。伊雷娜·居里决心走比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的道路。她这种朴实和自然，实在值得称赞；她不问她的事业是否能象她的母亲的事业那样灿烂，她不觉得有一个太伟大的令名压着她，她对于科学的爱好，她的天赋，只使她产生一种抱负：她要永远在她看着建筑起来的实验室里工作；在1918年她就已经被任为这个实验室的‘委任助手’了。”

　　事实上在1916年，还是19岁的伊雷娜就已正式被聘为居里夫人的助手，1918年担任更高一级的委任助手。当朗之万推荐的优秀学生，伊雷娜的未来丈夫，25岁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走进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时，尽管在其他方面成绩斐然，但在放射性方面却远不如伊雷娜，正是伊雷娜在帮助这位天才物理学家时，他们才产生爱情的。面对女儿、女婿的研究，尽管居里夫人没有亲眼看到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但是她却从来不会怀疑他们总会得到。伊雷娜献身于镭的研究，并不是从19岁进母亲实验室时始，也不是14岁参加母亲获诺贝尔奖仪式时始，甚至也不是从“教育合作计划”时始，可能在极小的时候这颗种子就播进 了她的心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伊雷娜的女儿，也就是居里夫人的外孙女海伦身上可见一斑。海伦4 岁时，自豪的父亲就将她在一张纸上画的“质子轨道”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不当心，她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实验物理学家。”果然后来她成了一名物理学家，这种极好的物理环境是孩子成材最好的土壤！

　　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历史上共有五组父母和子女成为获奖人。他们是人们熟悉的居里家族，即1903年居里夫妇获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获化学奖，1935年小居里夫妇获化学奖；J·J汤姆逊1906年获物理学奖，1937年其子G·P汤姆逊也获物理学奖；1915年布喇格父子同获物理学奖；1922年尼·波尔获物理学奖，53年后其子也获物理学奖；1929年汉斯 ·冯 ·奥伊勒·歇尔平获化学奖，51年后其子获化学奖。

　　所有这些获奖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获同一学科的奖金，居里家族虽然获得物理和化学两种奖项，但都是以研究放射性而获奖的。迄今为止，诺贝尔奖的5 个奖项中尚还没有出现跨学科的父子人才链。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就在于这些天才人物有着极好的习育、教育、化育环境。

　　对于习育来说，这些家庭从小就能以最快最好的接受方式让孩子接受正确的观念、态度和技能。在一个化学家的生活里，他即使烧饭做菜，都会用做实验的那一套，如贴标签面向上以免溶液流下沾污。怎样拿试管、烧酒精灯……，耳濡目染，孩子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到初、高中才开始接受这类规范训练，自然要落后许多。这也就同宗教一样，如果孩子从小就天天念佛、唱赞美歌、做祈祷，尽管不了解这样做的含义，但一再反复下去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同在弄清和接受了难懂的教义再去信仰是完全不同的，而一个从小没有这方面习育的，长大后如果没弄清为什么必须祈祷，为谁而念佛，那么他是不会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即使这种知识是正确的，但要掌握起来要困难得多，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这也就象让西方人用筷子一样，似乎怎样看都觉得别扭，而对于中国人则几乎没有一个感到拿筷子别扭一样。

　　举例来说，1908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地保尔·埃尔利希，他的父亲是一个名医。当时，一种肉眼无法看到的病菌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肆虏，传染病威胁着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作为一个良医，保尔·埃尔利希在父亲出诊时总是随行，成了一个小助手。晚上，父亲翻阅医书，探求医理，他总是在旁阅读。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父亲的种种科学研究，他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观察父亲做实验，问这问那，没完没了。有时父亲高兴了。还让他帮着做实验。一次，他忽然认真地对父亲说：“我一定要发明一种神奇的子弹，让它只射杀人体内的病菌，而不伤害人体。”父亲高兴极了，鼓励他这样干。最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经过606 次试验，发明了拯救千百万病患者的“606” 药剂，后来被世人尊为“血液学和免疫学之父。”

　　对于教育来说，由于这些杰出人物绝大多数是由教育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都能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教育，不管居里夫人、老布喇格、尼·波尔，还是汉斯·冯·奥伊勒·歇尔平，他们的实验室都是向孩子开放的，这样，他们用于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同时也成了熏陶孩子的科学殿堂。只要有心教育，这些杰出人物自己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条件可以是孩子成长的最好的教材，而他们自己则是最好的老师。

　　中国东汉时的伏波将军马援，12岁立志建功立业，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被朝廷任命为伏波将军。征战之余，他最担心他的两个侄子马严、马敦，于是便以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告诉侄子。当时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龙伯高，一个是杜季良，和他交往都很多，龙伯高待人诚恳，做事谨慎，说话稳重，生活上又很节俭；而杜季良却不同，他能和社会上的公众人物打交道，朋友能为他效尽全力，他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对侄子们说，这两个人都有长处，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学习龙伯高，因为学龙伯高不象也能做个老实人，刻鹄不成尚类鹜，而如果学杜季良不象，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在他的教导下，几个侄子后来都有所作为。

　　马援教侄如此，教女儿更如此。他的女儿就是东汉明帝的马皇后，她当了15年皇后和4 年皇太后，在皇后位上，她不许因她得道，全家升天。明帝在世时，她一直拒绝升哥哥马防的官，她觉得外戚恃宠骄横常使王朝早亡，她不能做这种失德的事。她没有生子，但却对生子的宫嫔爱护备至，同赵飞燕之流因自己无子而残害宫人所生的子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难怪《续列女传》称她“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可为母后表仪。”

　　如果马援不注意教子。侄子可能成为罪人，女儿也可能成为祸首。有多少处在这个位置上的皇后，最后不仅不能光耀门庭，反而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但是，就是因为马援比别的将军注意了对孩子的教育，结果不仅让家族兴盛，而且也让国家兴盛。

　　对于化育来说则更是如此，由于这些天才人物本身就是一个能量极大的辐射源，只要稍微留心化育，孩子几乎都可以成才，甚至几乎都可以成大才。

　　尼·玻尔的父亲是一位生理学家，很小孩子们都养成了精心研究科学的习惯。开始，小玻尔只是一味地埋头研究，但父亲却告诉他失去健康就是失去了工作的权力。父亲带着兄弟俩将自家附近的一片荒地平整出一个足球场进行锻炼。后来玻尔兄弟双双入选丹麦国家队队员，而玻尔的弟弟哈拉德作为主力队员代表丹麦参加过世界杯足球赛并赢得银牌。兄弟俩不仅球艺出众，科学研究更是如此，玻尔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其弟则是一位著名数学家，如果数学也在颁奖之列，那么其弟肯定也会获得诺贝尔奖。

　　再如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父亲的教育下，他们兄弟三人后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康普顿的一个哥哥后来成了一位文理兼通的全才，担任了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哥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而康普顿本人则在父母的支持下十几岁时就搞发明创造，十三、四岁时就自己动手造了一架能飞的滑翔机，后来又利用课余时间发明了一种回转飞机控制器，最后因发现“康普顿效应”而荣获诺贝尔奖。

　　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杰出人才本身都是培养孩子成才的最好环境。关于这一点，尽管历代都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但都没有给以圆满的解答。

　　本世纪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乌资曾做了一个统计，他用标准名人大辞典里的3500人做对象，假定一个普通人可以有20个近亲，即父母子女、祖孙、外祖孙、叔侄、舅甥，此外就算远亲了。通过计算，美国历来的人口之中，大约平均500人中有一个可以做这名人的近亲。但是事实上，乌资发现这3500个名人自己能够在近亲中找到另一个名人的机会，并不是500分之一，而是五分之一。再进一步，如果把其中特别著称的那些名人来分析，则大约为三分之一。如果再以最著名的46人加以计算，那么不到两个人中便有一个名人为自己的近亲。换一种算法，这46位名人同3500位名人发生近亲关系的机会，比起一个寻常人来，要多出五百倍至一千倍。因此乌资认为，人才的产生是集中在人口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100个人中出现两个人才的话，那么，这两个人才之中，一个是由其中的一个人培养出来的，而另一个则是其余99个人共同培养出来的！

　　关于乌资的这份统计，事实上任何一份关于天才的统计都能证明他的共通性。美国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对美国1901年到1972年的获奖者进行详细地分析，结果占全国人口极小部分的专业人员、企业主之家却占诺贝尔获得者总数的81.7%，不需要引述太多的统计资料，我们就会承认：天才是由天才培养起来，天才是在天才的家庭里培养起来的！

　　但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天才的出现一直都呈现出无序状态，似乎无规律可循。因此，天才仿佛象大海里的珍珠，高山上的灵芝一样全凭自然生长，正是这种天生天养，我们才将他们呼之为天才。可是今天人类揭开了珍珠、灵芝的奥秘，人类今天可以成批地生产珍珠、灵芝，甚至可以合成珍珠、灵芝，为什么就不能成批地生产天才甚至合成天才呢？在现在，呼唤天才不是不再重要，而是更加迫切，今天，当我们认识到一个天才的诞生需要习育、教育、化育三者的完善结合时，当我们发现天才最容易将他的孩子培养成天才时，当我们了察到所有的天才必须将他们的一份精力用于他们孩子的培养上时，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让天才成批出现！

　　让天才成批出现，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第一流的天才有意识地肩负起培养孩子的重任，在这方面居里夫人、J·J·汤姆生，尼·玻尔等堪称楷模。他们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第一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最重要、最有意义是将自己的孩子列入了这类天才的行列。因此，对这类天才普及育儿知识甚至比其他人更为重要，而人类那些伟大人物仅由于对育儿一些自觉的见解，便产生了如此显著的成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尽快发掘这天才教育的宝窟，以为我们这垂危的人类贡献出它的拯救者、疗治者呢！

　　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的气力，向全世界那些在各个方面取得卓越贡献的杰出天才们呐喊：要象培养学生那样培养自己的孩子，要象让学生超过自己那样让孩子超过自己！你们对下一代贡献的不仅仅是“诺贝尔奖精子银行”里的精子，而是你们对自己孩子，对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那份执着的责任。当这种呼喊最终化为人类的一种信念时，那么一个天才竟长的新时代必将到来，到那时，我们将怀着极欣喜的心情注目于这个远远超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全人类长盛不衰的全面复兴与增长，注目于这个在大地上建立起的人类最美好的群星灿烂的极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