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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不是我自愿而是被动接受

  受访人:张春红

  年龄:27岁

  受教育程度:高中

  婚姻状况:1997年结婚

  健康情况:1999年生育头胎,有流产史职业:某电信台接线员

  个人档案

  我清醒时是在医院里。医生用那样的眼神对我讲:“还得做一次清宫手术,谁送你来的?有人签字吗?”我是个正经女人,我也不是一堆令人恶心的脏物,一时间,心里真的好像被什么脏物堵住了,不吐出来就要憋死……别再提怀孕这一回事,这是我的伤疤。

  我的故事从开始是跟吃有关。

  我在24岁这年结婚。结婚时与老人一起。我丈夫,他是他们家“老疙瘩”。他说是父母年纪大了离不开他;婆婆说是他离不开父母。依我看,他们互相依赖着,主要体现在吃上。他们真是一个锅里吃了一辈子,口味分毫不差一厘,甜菜、甜粥、甜饼子……

  我结婚后自然也被改造,改造的不痛苦是因为女人天生不拒绝甜食。我的一家人(他爸、他妈、丈夫、他妻子我)都是这么胖的像球一样。能不会与吃糖有关?只是我们身体都没病,我们挺坦然地吃。

  那是结婚半年后的一天,起初是昏昏欲睡,后来是闻着甜味就恶心。全家人知道我怀孕了,婆婆做饭便很小心把厨房门关紧。丈夫开始也兴致勃勃哄着我吃了两回馆子。余下的每顿饭我捏着鼻子戴着口罩给自己下厨,凑合着喝什么味也没有的粥,面条。

  没想到后来的许多日子对甜味的厌恶发展到神经质。不但不能闻连听到甜字都恶心。那天我从老远地方下班回到家又饿又累,可特别想吃鱼,就在路上买了条鱼。我不会做鱼就把鱼收拾好切成三块,等丈夫回家后与他妈商量做鱼,能不能给我做块不甜的鱼呵?没想到丈夫认为我给他出难题,他说他妈那一把岁数了怎么能为我改口味?不如带我到饭馆吃鱼。我没让你妈改口味呀!我只是想自己不吃甜鱼,我累得要死不想吃饭馆,吃口家里的饭都不行?我丈夫认定怀孕把我变得刁蛮了,不讲理。我委屈极了,我今天就偏想吃家里做的不甜的鱼!我关上屋门嚎啕大哭。我怎么这么倒霉,父母不在北京,结个婚也不像有家的人,住在人家像旅馆,嫁个丈夫手比脚丫子还笨……

  我婆婆听到我们俩在屋里又哭又闹,竟然一句也不吭,那一刻我恨这一家人。

  第二天早晨,我下身开始流血,很少量的,我的整个身心还在怨恨里,见到血麻木着没有反应。我不想上班去,不想吃饭,不想洗脸。我躺在床上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想,那个手比脚还笨的丈夫结婚以来对我的无情无义。他是这么自私的家伙,我们并没有想要孩子,可他拒绝用任何工具,他也从不关心你用什么措施,说多了,他只说句:你别打我的主意就行,你在身体里安什么我不懂。他兴致来时捧着你、哄着你,那时天上的月亮他都答应替你摘。可他没有需要时你就是他们家一台洗衣机。

  我就这样在床上躺了一天,他们家人没有搭理我一句。我丈夫连电话也没有,我那个气呀恨呀。我不能在这个家呆下去了,他们拿我当人吗?我还是人吗?我收拾了一点行李,拿了家里的一些存款。我决定去住旅馆。趁他下班前走,我不想给他留条子,我要让他找不着。

  我其实就在家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的。开始坚持每天上班,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旅馆里没有饭吃,我不得不东一口西一口胡乱凑合。夜里空荡荡的小旅馆里经常看见不三不四的人,我一夜一夜不敢睡觉,睁着眼,想着我丈夫和他一家人的可恶,我想象着一个一个报复的计划。

  那几天,我对身体上的变化没有知觉,可能是一门子生气,直到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肚子绞着剧疼,血和黑乎乎的血块突突地往外涌。我当时认定我要死了,没有这样的痛法,我在床上打滚,拼尽力气声嘶力竭大叫。后来,可能是服务员来了,把我抬到医院去了。这些我都不知道了。

  我清醒时是在医院里。医生很那样的眼神对我讲:“还得做一次清宫手术,谁送你来的?有人签字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觉得医生那种眼神让我受不了。我怎么了,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就是没人陪着,没人签字,我也不是一堆令人恶心的脏物。我是个正经的女人。

  一时间,心里真的好像被什么脏物堵住了,不吐出来就要憋死。我冲口而出:“我是个正经女人干吗要让别人签字?!”我挣扎着把身份证、工作证摆到医生面前,医生很烦地把那些东西推开走了。

  可能是从打架怄气离家出走到医院受白眼,一直在怨恨悲愤的情绪里挣扎,精神极度敏感郁闷,对流血流泪已经麻木。刚一躺在清宫手术台上,我便低声怪笑起来,真的挺可笑的,瞧瞧那一张张走了形的脸,这哪是人脸,人的模样?就说我自己,瘦得干柴扒骨,叫医生的那个年轻女的,在我身上折腾这儿动动哪儿,整个就是被拆卸成了多少块的柴鸡……我本来就该被宰被吃。母鸡不生蛋,被宰被吃的逻辑不是从来就被我丈夫那类的男人和我丈夫的妈、我丈夫生存的社会不声不响地受用着吗?这有什么怪呢?

  人吃饭,鸡生蛋。这道理真是朴素又简单哟。我都不生蛋还要不吃甜饭,所以我丈夫不以为然,医生也觉得我有神经病。

  出院时,我已从一只鸡变回了一个人。我已经很平静了,只是我虽然把自己当人看,但我不再看重正常人很看重的东西:比如说,周围的人漠视你的存在,你家人对你不冷不热,你丈夫———想起我丈夫,我的心情还是平静不下来。

  我铁不下心离婚,可又不知这日子往后怎么过。我丈夫呢,自从他从医院里把我接出来,倒是铁了心不离婚,还发誓不仅把我当人待,还以我为中心。回家一个星期,他倒真有行动,为我进厨房学做鱼,说一定要做出不加糖还有滋味的咸鱼。

  我本来就不是得寸进尺、得理不让人的女人。甜鱼我现在也能吃了,反正甜的咸的都那么回事,只是有一条我流血流泪总结出的生活逻辑,我郑重地向我丈夫谈出:婚可以不离,日子可以不咸不甜地过,但别提怀孕这回事,这是我的伤疤。

  “就是说不能要孩子了?”我丈夫小心翼翼地问。“我不反对你要孩子,但我不能怀孕,我不能把自己变回一只鸡。”

  我丈夫认为我无理取闹,就像那次非要吃家做的不甜的鱼一样。“不怀孕,怎么要孩子?”

  我说那我不管。

  就这么僵持着,一天天的日子当然也就过不出活力。怎么能找回生活应该有的活力呢?我真的已经无奈了,因为我说的话是认真的。可丈夫挺有信心,因为他认为我这么僵着是报复他,是那股女人的气还没有出完。

  我呢,干脆早把做女人生孩子的事放后脑勺去。开始自顾自忙来忙去。白天晚上忙上各种业余班,忙跳糟换工作,我还这么年轻,干吗不给自己奔前程呀!看我整天兴致勃勃的,丈夫说看着眼晕,但还是挺高兴。

  可他家不高兴了。婆婆的脸越拉越长,找碴说我整天不着家、没正事在外逛、不做饭、吃现成的。有天还话里话外教导我:女人的正事就是生孩子过日子。说不生孩子的女人心是野的,早晚要飞。

  经不住三天两头当着、背着我的面儿这么敲打,我丈夫坐不住了,每天晚上急得都像热锅上坐着的蚂蚁,闹得我不得安宁。

  那天,我发现情况忐忑不安地到医院得到证实时,真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怀孕了。怎么会呢!一直用安全套,万无一失呀!我把这事跟他一说,他乐疯了。说是在安全套上扎了几个洞,我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真是个无耻的骗子。我气疯了。

  你想,俩疯子就打吧,我也没理智了,逮着什么就砸,又哭又闹非离婚不可。我丈夫被我闹得也直掉泪(他还真很少掉泪),说他实在想不明白生孩子这事在我们家为啥这么难、这么严重?他掉着泪说,他也30多岁的人了,盼子盼得望眼欲穿怎么不对?还检讨说骗我是他的错。然后他就给我跪下了。说离婚、生孩子我做出什么选择都不拦着。

  我心软,看他那样儿,一下子铁定的心就慌了。最让我受不住的是他妈。天天守着我哭,哭她如何如何命苦。就这么个儿子,也不指望我们什么,只想趁还能动弹,帮我们一把,带孩子……

  哎呀,就跟高压受刑一样,他家使的是心理战术。我心里明白得很,但既然下不了决心离婚,夫妻也还不甜不咸有点感情基础,我只有彻底投降的份儿。

  这次怀孕可不得了了,我一下子成了国宝大熊猫。重点保护对象,他家体贴的方式就是吃,全家总动员,不要说咸鱼,甜、咸、苦、辣,东西南北,他妈上阵、儿子采买,不出两个月我就像被吹起来的球一样,走都快走不动了。

  外人见一家人忙得团团转这么侍候我,羡慕的不行,说我真幸福,该知足。可我不知为啥始终不能从心底高兴起来,总觉倒霉的是自己,偏生就是女人,为他家作贡献、当工具使,就该享受侍候,谁叫他家非要生呢!

  我觉得不能说怀孕时对孩子一点感情没有,但前面说的这种心情总是时时翻上来,对肚子里的孩子的存在就有些麻木。我真没人家当妈妈的那么陶醉,听着胎心、捧着大肚子傲气的要命。没那种感觉。越到后来,越觉得挺吃力、又胖,都不敢见人,尤其是见熟人,男同胞,多不好意思,瞧我那样儿吧,不好听的,吃得像个胖猪,蹭着走。

  我到生产时恨不能赶紧早产,最后那些天,特躁,心情烦躁得要命,我就拍着肚子说:快出来吧,熬死我了,再不出来,我就提前剖了你。

  我是剖腹产。孩子太大,9斤多。没法生,医生都怪我,怎么吃成这样,也不控制着点。哪由得了我呀,咸的、甜的,不把那堆营养吃进去,我丈夫、婆婆不跟我急。我不就是一个营养的垃圾桶吗,我还是什么?反正我不配是母亲,我当初没想当母亲,从第一次流产那会儿,我可能被伤着了。

  当然,我现在可是个好妈妈。当妈的感觉是生完后慢慢找着的。

  舞蹈家邓肯在自传里曾描述过自己分娩的经历,她说那种比“西班牙的宗教裁判还可怕”的酷刑,每当想起就令人不寒而栗。由此她痛骂“科学难以言状的自私和盲目……让无数妇女依然受苦如故……”

  历史上称得上优秀的女人在生育上遭此厄运的不在少数:庐隐因分娩而死。宋庆龄、邓颖超因战争摧残终生未育……甚至,史料上说,鲁迅在许广平生海婴时曾被医生这样问过:保孩子还是保大人?

  事实上,科学的自私和盲目在以往远没有社会文化观念对女人的摧残更严重。

  被邓肯视如酷刑的生产不仅反映在肉体痛苦中,更惨无人道的是表现在将女人完全等同于生育机器。

  “一个母亲,就像某种昆虫,既已终了她的传种的义务,就死在随便哪个地方。”(易卜生《玩偶之家》)

  因此,才出现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西蒙·波夫娃对母亲角色的质疑。当有人问她是否会为没有做过母亲而遗憾,她反诘,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问过萨特会不会为没做过父亲而遗憾。

  今天的女人早已不甘于做“某种昆虫”。女人们也懂得了权利的使用。但在生育选择中,妇女的个人意愿、决策自主权终究占多少比分?不容乐观。

  影响妇女对母亲角色期待、认同的不良因素来自于丈夫和家庭。比如对待妻子(媳妇)怀孕、流产的态度使她依然感觉到自己是生育工具,使她因此产生逆反心理———否定母亲角色。最终拒绝生育,或者在麻木和无可奈何的状态下怀孕分娩。

  许多妇女有过这种心理体验,生育不是自觉自愿的选择,是被动的接受,对母亲角色缺乏心理准备,因此,不能很好地完成角色的转换。

  所以,在今天,生育的选择应该说更是一个家庭的(父母)选择,有时依旧是家族的选择。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家庭或者家族里,生孩子是一种投资。孩子是有价的。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生育行为最终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看似缺乏人情味的解释,实质上正被昨天和今天的家庭生育决策者们用实践诠释着。在投入、产出中,往往将妇女的情感、真正的心理需求搁置角落。要不要孩子?城市年轻夫妇越来越多地选择不要孩子。选择的背后,更实质的是利益的权衡、投入产出的计较,是生孩子还是买跑车的矛盾冲突。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分析》里指出:“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不知奢侈的经济引领着女性在享乐的欲望中沉迷,会不会最终彻底泯灭女人渴望做母亲的天性?果然如此,真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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