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不支持怀孕，妻子独撑得了精神病
受访人：斐然(上海)
年龄：34岁
受教育程度：高中
婚姻状况：1988年结婚
健康情况：1989年生育一次无流产史
职业：幼教
个人档案
怀孕、生产是人体的巨大工程，是女性生命里肉体与精神共同奋斗的一场硬仗。面对挑战，女性对自己的“基础”了解多少？是否有充分的身心准备？而作为一个家庭，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丈夫是看客还是参与者？这至关重要。
蟋蟀在唱歌
我10岁的女儿特别爱笑爱唱，几乎听不到她小嘴巴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听着她闹出的叽叽喳喳声响，我会想，女儿真的就是当年那只闹在我耳边的小蟋蟀变的。
我是在领了结婚证半年后怀孕的，按我们上海的规矩，没办过结婚仪式就不算结婚。那天，当我把已怀孕的消息告诉丈夫时，他并没表现出要当爸爸那种该有的兴奋和激动，淡淡地说：“既然这样，那就结婚吧。”可我是挺激动的。倒不是因为怀孕，怀孕是稀里糊涂怀的，并不感到紧张、害怕，也没想到今后会有什么问题。我激动，是因为终于要做新娘了。自从一年前母亲去世，家中兄姐们就如大难临头的鸟儿，都各自找自己的归宿，我的心一直惶惶，不知自己这只最小的鸟该落到谁家的屋檐下。
其实，后来我也明白了，当初我丈夫急急忙忙与我领了烫金的结婚证书，一半的原因是他母亲说服了他娶我———因为有结婚证书才能分房。房子没分下，我自然是进不到屋檐下做不成新娘。可是，现在不同了，我怀孕了，这一下子让我觉得有指望了。我真的特别激动，好高兴啊。我要做新娘了，我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从那时才有了特别的感觉，觉得是她在保佑着我，让我不再过惶惶的日子。
谁知第二天，丈夫变卦了，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 我母亲叫你去做人流。”我听了哇地一声蹲在地上就哭了。我说，我愿意把孩子生在平房里，和你妈妈挤挤，几平米也是家。丈夫不听，不耐烦说：“我妈是为你好。”我说：真为我好就快让我做新娘，我们这么不明不白的(指没举行结婚仪式)关系拖下去，是毁我。那天，我们领证后第一次吵得很凶。
我和他家就这么僵起来。我不能不隔三差五去他家，我是他家的人哪，我必须迈入他家的门。可每次去，再也看不到他母亲的笑脸。每次当我迈进屋，我直觉得他一家人的眼神都往我肚子上扫，好像我肚子里长了恶瘤非要拿出开刀。我好怕，总是坐在那里下意识按住肚子，我手一刻也不敢离开，感到一离开，肚子就会被他们捅破。
那一阵，我被各种恶梦惊吓得夜夜不宁。有时梦见被人追杀到悬崖绝壁，有时梦见被人开膛破肚，血流成河……后来连白天也都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各种念头。白天清醒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入一种特别的状态里，这个状态让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心里常特别绝望，又说不清怎么回事。但有一条我特清楚，就是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一定要生下她。因为我总觉得我跟这个孩子有种神秘的约定。她会保佑我一生平安。
就在这时候，大概怀孕3、4个月吧。房子分下来了。婆婆答应把朝北的10平方米房间作婚房。老天有眼，我心安定多了。丈夫去南京路订了十桌酒席，我拖着虚弱的身子开始四处采购。有时，走在路上突然蹲下来哇哇吐一地，丈夫在旁不但不怜惜，还生气地用脚踹我，边踹边说：看结婚有什么好，你活该讨苦吃。我真的好心酸。我那时真是已搞不清结婚是为讨苦吃呢，还是为结婚而结婚。有一点明白，结了婚肚子里的孩子就有了合法的家，是为孩子。至于当不当新娘已经不让我激动了。
我的婚姻生活似乎从举行结婚仪式那天起就昭示着不吉利。新婚那天我和伴娘找到的理发师都不会化妆，当我们做完头发回到家，家人手忙脚乱地为我化好妆，忙乱中婚纱的拉链弄坏了，新郎也不择时机地来了，走到门口定睛一看婚车却是白色的，我当时虽有些不快，可还是上了车。好在酒席上没出什么洋相，可在跨饭店的那十几级台阶时，丈夫并没有与我挽手并肩而行，而是身轻如燕地快速上去了，而我却显得步履沉重，因为我的脚后跟老是踩着曳地的长裙……
怀孕5个多月时，有一天家中有来客，我不知趣地坐在客厅翻晚报，丈夫暗示我说：晚报不在厅里在房里。我说屋里没有，仍继续找。丈夫认为我挺着个大肚子被客人看了难看，甩手就给了我一巴掌。因为有客，我没有闹，忍着泪回到小北屋。可是这一巴掌好像永远没落下，从此耳边始终有隆隆的火车驶过，我心里的感觉好像是一遍遍被火车从身上辗压，我和孩子快压成碎饼。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那天丈夫本该晚上6点就到家，可10点还没回，我就躺在床上看电视《聊斋志异》等他，后来边看边发抖，一下子掉进了几个月前的那种状态里，车祸、血淋淋的场面……
第二天早晨，我的耳边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火车隆隆声。到医院检查，说是耳鸣，又查出患有妊娠高血压，住院观察待产。
住院吃过一些药后，火车声消失了。我跟大夫说：左耳边有蟋蟀在唱好听的歌。大夫拍拍我肩膀：“耳鸣慢慢就好了，你该好好听听孩子的胎心音，你听她在唱歌。” 哦，自怀孕以来我还真的从来没有认真听过孩子的歌。大夫提醒了我，住院的每天早晨，一睁眼我就竖起耳朵听。对我来说，蟋蟀在唱就是我的孩子在唱，因为我一直分辨不清他们彼此的声音。直到10年后的今天，我的蟋蟀(耳鸣)还在伴随我每一天。可是，我爱听蟋蟀的歌，因为听着会觉得自己那颗心变得软软的，好像被雨滋润过，特别清亮，意识也不模糊。我一直老记得母亲在我小时候说过的，她说孩子最初都是钻进妈妈肚子里的小虫。有时我会恍惚有种感觉，孩子是在用蟋蟀的歌声跟我交流，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约定。
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医生运用了各种措施也没能把我的血压降下来，最后只好动员我剖腹产。我想起住院当天邻床的产妇刚做了剖腹手术，她向我描述手术怎么怕人，而她丈夫更形象地比喻说剖腹产就是医生当上了东洋鬼子，在病人肚子上劈一刀。我吓坏了。死活不答应剖腹产。可正月初五(2月10日)晚上，我不小心摔了跤，当时医生们把抢救设备都拿来了，还说胎心没有了。这下我吓坏了，要是孩子死在肚子里我也不活了。于是强烈要求剖腹产。可那医生一脸认真样吓唬我：“你现在才想到剖，来不及了！”说完就走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才通知我家属手术。
天哪！这漫长的十几个小时，你都想不出我怎么过来的。开始老想着大夫说的胎心不见了，我就憋着呼吸死劲听，我的蟋蟀的歌声真是再也听不见了，死一般的安静，然后觉得漫天漆黑，伸手见不到五指，然后，我又意识到了，自己又掉进那种状态里了……
据说护士在术前、术后给我注射过镇静剂。但术后镇静剂还是没能镇住我亢奋的神经。回病房后，我不吃不睡成了神仙，整日兴奋地聊天，与相识的、不相识的，甚至还常常跟护士开玩笑，一天夜里，实在睡不着，听见护士办公室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开始用棉花塞耳朵，还不行，我就跳起来痛骂……
这些都是家人后来告诉我的，据说我还做了不止这几件蠢事。但开始时医生并不知道是病态，一直到后来我已经闹得不像样才发现。可我一点也记不得。我第一次感觉有记忆，清醒时，是明明觉得又听到蟋蟀的歌声。好听呀，我的孩子又有胎心音了，我高兴得直叫，可家人告诉我说：孩子从你肚子里取出了，孩子出院回家了。我就哭闹着要回家，要见孩子，我不能让别人抢走我的孩子。
后来，出院后又住院。
最后一次彻底清醒的那个夜晚，我又听到了蟋蟀的歌声。是她一次一次唤醒了我。你说奇不奇？
蟋蟀的歌声就是我孩子的歌声。我一直这么认为。现在有她永远陪伴着我。我不再会坠入那种可怕的状态里了。
同事曾给我讲过一位孕妇患精神病的过程。她是在孕后期发作的，说什么也要流掉肚子里的孩子。她偷吃药、还跑到山丘上跑、跳，想尽各种办法折磨自己的身体，以达到流产目的。
丈夫百般阻拦，开始也并没有怀疑她精神上异常，只是特别不解：孕初期她不是满心欢喜要做母亲吗？令丈夫特别绝望的是，任你怎么劝阻，她就是沉默。在沉默中对自己身体施暴。丈夫只能寸步不离。好不容易熬到生产，她已神智不清。最后一边剖腹产下孩子，一边急送精神病院。
后来才知道，产妇孕后期一直怀疑自己丈夫感情有外遇，才使她想流掉孩子。当然事实上丈夫并没有外遇，她也很快治愈了。
斐然的生育经历与前面的孕妇刚好行为相反。她总是害怕孩子被人为流掉，本能地、下意识试图保护孩子。其实她真正的恐惧是源于她的情感和婚姻生活，没有提供给她应有的归属感。她一直惶惶地漂泊，一直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屋檐。
精神疾病的发作是有内因的。我不认为生产本身是内因。女性从开始280天的孕育起，怀胎、负重、担忧交织的路途、血汗泪与剧痛夹杂的产程，当身体产生剧烈的变化，不可避免使孕妇心理造成错综的交集……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孕产妇心理能够承受的。
而不堪承受生命之重的孕产妇，却在内心的一片原始森林里背着十字架独行，她们踏上的是一片甚至连飞鸟的足迹都闻所未闻的雪原(伍尔夫论生病语)。遗憾的是，把她们推向这条路，给她们架上十字的，许多时候是来自她们的亲人和家庭。她们往往以各种面孔的期望、关怀等等，令孕妇产生焦虑、恐惧、意识不集中及各种身心病症。
当然往深处说，是由于社会文化的设计。女性因长期遭受心理与性别角色的压力，使之易在精神疾病方面出问题。比如，统计中能看出，男性病以酗酒、人格异常、犯罪、自杀居多。而情感性精神病患以女性为多，且多属于内隐而自苦的。
将精神忧郁的“内隐”转化为“外显”，使孕妇身心压力有可倾诉、可交流的途径和对象，丈夫及家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将“自苦”升华为“喜乐”，则要看孕产妇的第一基础，即身体与精神的健康饱满。
怀孕、生产是人体的巨大工程，是女性生命里肉体与精神共同奋斗的一场硬仗。面对挑战，女性对自己的“基础”了解多少？是否有充分的身心准备？而作为一个家庭，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丈夫是看客还是参与者？这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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