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如何教孩子打架

　　朋友送我一张 DVD，是关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约瑟夫·托宾的一个研究项目的，叫作“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你应该看看。”她对我说。

　　1985年，托宾和另外两位教授 —大卫·吴和丹娜·戴维森用摄像机记录了日本京都、中国昆明和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的 3个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他们冷静地观察和记录了 3个幼儿园里孩子们到校的情况、幼儿园的设施、日程及活动。然后研究者将这些录像给 3个国家的教育者看，记录下了他们的反应。在位于美国坦佩的办公室里，托宾热情地解释了这个有意思的项目的动机和收获。

　　“幼儿园不单是孩子们长大和学习的地方，而且是孩子们成长和学会如何融入某种文化的地方，”托宾说，“他们的目标是培养将来的成功者。这个项目的研究目标是比较和探讨学校是如何执行并影响养育儿童的理论，同时又是如何影响广义的社会生活的。我很高兴有机会了解不同的学校，目睹不同的生活规范和孩子们的游戏：日本幼儿园的折纸、中国幼儿园的积木和美国幼儿园的角色扮演游戏。最令我着迷的是关于一个叫弘纪的日本小男孩的故事。”

　　弘纪是一个聪明可爱，喜欢捣乱的 4岁小男孩。他上的小松谷幼儿园坐落在京都东边一座拥有 300年历史的寺庙的庭院里。早晨，当大家在课堂上唱欢迎歌的时候，他掏出“小鸡鸡”冲着同学们摇晃。他通常是第一个完成作业的，大家都还在安静地写作业时，他就大声喊出正确答案，高声唱歌，模仿卡通人物。他用蜡笔画画，展示给大家看他有蓝色、绿色和黑色的小鸡鸡。(观察者注意到，三个国家的 4岁左右的孩子都非常喜欢用阴部和屁股开玩笑。唯一的区别是在日本，这种幽默可以得到最公开的展示，老师通常什么也不说，有时候还面带微笑。而在美国，老师一般会说：“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通常不愿意听到这种话。”)

　　在排队等待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弘纪不停地推搡和戳他前面的男孩。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都在说俏皮话，把教室里的东西到处乱扔，打同班的男同学，踩他们，和他们摔跤。他的这些行为并没让研究者觉得不舒服，周围到处是这样淘气的孩子。而最让研究者困惑的，显然也是其他观看这段录像的美国人和中国人困惑的，是他的老师并没有干预。她似乎对他和他的这些暴力行为视若无睹。

　　校长跟这个男孩做了一次安静、简短的谈话，但是他还是一直淘气。

　　弘纪的老师以及幼儿园的其他管理者之后解释说，这种做法是他们在经过许多讨论，以及许多“尝试和错误”之后形成的、专为对付弘纪这样的行为而特意采取的策略。

　　这是有效的，他们说。弘纪已经比一年前表现好多了。通常情况下，这所学校的教育者不会通过隔离法来处罚或者排斥捣乱的孩子。研究者注意到，即便是在弘纪最招人讨厌的时候，老师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发生冲突或者责备他”。(事实上，有时候就连所有观看的人都忍不住放下摄像机，抛开中立的学者姿态，要对弘纪“喊停”，但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冷静。)

　　老师还鼓励其他孩子承担起教育弘纪的责任。当一个小女孩告状说弘纪往栏杆外扔卡片时，老师让她回去告诉弘纪不可以这么做。成年人似乎更能容忍这些“孩子气”的行为，包括打闹和哗众取宠。4岁多的孩子用阴部来开玩笑并不少见，小男孩打架也属正常。总的来说，“幼儿园的教职员工认为孩子学会控制自己行为的最好渠道是通过与同龄人的互动，而不是从大人那里接受教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人不可以干预。如果威胁到孩子的健康，老师会马上出现—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会对更小的孩子用这种方式的原因。

　　20多年后，随着青少年暴力问题在全球的凸显，以及日本人对少年恶霸行为的关注，我不知道这样的逻辑是否发生了改变。然而当托宾和另一组研究者在 2002年回到这三所学校，他们发现不干预政策仍然是被认可的处理行为问题的方式。他们再次集中精力研究了学校生活的众多方面：从教育理论到经济情况的变化，再到社会价值以及考试要求。他们将研究结果拍成录像并结集成书，书名叫《重访三所幼儿园的文化问题》。在现在的幼儿园，托宾这次没发现有像弘纪那么淘气的孩子。(他们问起弘纪的情况，校长 —还是 20年前那个觉得这些人很好笑，对一个老师认为很普通的孩子有那么大的兴趣。他说，听说弘纪过着普通的生活，并没有成为斧头杀手。)

　　这次，研究者们目睹了几个女孩间的争端。班里最小的孩子与 3个比她大的女孩争一个玩具熊，老师说这是班里很常见的争斗。她们先是拉扯和推搡，然后就打成一团。

　　老师在一旁叫他们停下来，站到一边，但并没有跑过去拉架。最终，冲突逐渐消散，大女孩说服那个小一点儿的姑娘跟大家分享那个玩具熊，她们宣布彼此还是朋友，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再一次地，研究者们把这段录像放给日本、中国和美国的教师和家长看。再一次地，日本的教育工作者普遍对老师的这种做法表示认可。也有人有一些具体的批评意见，比如老师应该早些干预，或者老师应该积极地帮助孩子从冲突中吸取教训并且找到别的解决方法。而基督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则认为不干预政策正是“说明日本教育和日本社会有问题的典型例子”，它将导致对集体意愿的盲从。

　　研究者依旧指出，对日本老师的办法持批判态度的人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集中在她干预的“方式”上。中国人和美国人看过录像后，认为老师表现出的是“失败和不作为：未能保护孩子不被对方伤害，无视教室里正在发生的状况以及孩子们的安全”。

　　托宾和他的同事礼貌地表达了对这一意见的不赞同。

　　“我们认为老师表现出来的对女孩们的争斗的忽视，其意图是鼓励女孩们相互沟通，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向老师求助，”他们写道，“因为非常了解这些女孩，老师可以预料到何时、何种情况下局面可能失控，可能导致危险，所以她可以先给她们一些时间和空间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像美国和中国的幼儿园老师常做的那样，在事态发展之前就早早干预，制止争端。”

　　不干预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工具。当女孩们靠近角落的钢琴时，老师阻止了她们的打斗，然后批评了最小的女孩，因为她赌气挥舞双臂，打到了别的孩子。她对研究者们说：“如果我认为一次像录像中这样的争斗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那么我就会退后，只是等待和观察。我希望孩子们能有力量解决类似的小争执。我希望他们有耐力。只要不危险，我欢迎他们打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