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一个岂不是就更边缘了？”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吴倩倩发现，自己生完第一个孩子回到单位后，就已经被边缘化，原本独当一面的她，却被闲置。“我们是按照绩效考核，你不在肯定要有人干你的活儿，人回来，想干活儿也没活儿干，就一个字，‘闲’。”
吴倩倩的境遇，是许多想生二孩的女职工共同的顾虑，生育“二孩”会不会让自己原本处于上升期的职场生涯遭遇不顺？
2016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十三五”规划在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同时，也提出“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要求“保障妇女平等获得就学、就业、婚姻财产和参与社会事务等权利和机会”。
如何让职业女性体面生育，成为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职工：养二孩为找伴儿也为防老
“原本是不想生的，但是家里老人一直想让生，我丈夫是独生子女，他们说刚好可以赶个趟。”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上班的毛林林，在2014年刚生过老大，如今已经走在了生二孩的路上。
毛林林和丈夫都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双方的父母都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给孩子找个伴儿”是双方父母支持子女生育二孩的直接原因。
80后是当下生育二孩的主力群体，因为政策放开后，这一代人正处于适育年龄。
事实上，公婆支持毛林林生二孩，还有另一个心痛的原因。毛林林丈夫的堂兄弟，18岁时因车祸死亡，堂兄弟的母亲，即丈夫的姑姑，因此面临养老困境。毛林林的公公婆婆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在郑州市工作的冯晓霞夫妻，经济状况一般，家庭年收入约在6万~8万元，现在正在备孕二胎。对她而言，生育二孩最大原因就是养老，“年前，我的公公刚因为 白血病过世，我们夫妻俩尽管都不是独生子女，但还是感觉到了前所有未的压力。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女儿，等我们老了，谁能帮她照顾我们？”
两个月前，因为毛林林如愿怀上了二胎，这让一家人特别振奋，看到了未来更多的可能。根据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在2013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当前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实行一孩、一孩半、二孩政策地区分别为1.84、1.98、2.01。
而在1985年第一期深入生育力调查和1990年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当时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分别2.40和2.23，2002年和2007年，这一数字分别为2.04和1.89。
2013年的调查显示，很多家庭希望能“有儿有女”，在现有1个男孩的家庭中，希望下一个是女孩的占86.7%，在现有1个女孩的家庭中，希望下一个是男孩的占79.8%。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适龄的职业女性，想生却不敢生呢？
企业：“生孩子”成隐性职场红线
并非每个人都有像毛林林这样想生就生的“勇气”。对于部分80后夫妇来说，生育二孩的念头虽然也有，但很多人受制于职业发展的限制，他们只能将想法埋藏于心。
吴倩倩与毛林林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同样是80后家庭。但和毛林林不同的是，她不是独生子女。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的时候，吴倩倩刚步入职场不久，还没有生育想法。她研究生毕业之后参加工作，“工作强度大、时间占用多，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吴倩倩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因为自己意外怀孕，2014年底生下了儿子。
新生命的降临本来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休完产假回到单位的她，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辞退倒是没有的事儿，但被边缘化得很严重。”吴倩倩说，自己在单位一 直都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任务，领导和同事也都认可她的工作能力，在怀孕期间也都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作，但问题就出在了休假这段时期。
“虽然没有‘一票否决’一说，但是软钉子不少。我能够理解，但还是不能接受。”吴倩倩说，“生孩子”如今几乎是条看不见的 “红线”，更别说二胎了。一些本来想要生孩子的同事看到她的境遇也不敢再生了。“ 但时间不等人，这是生理规律决定的。”吴倩倩现在又怀了二孩，“既然被边缘了，没事可做，那就再生一个，一块儿带。”
一位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招聘都不想招聘女生，研究生毕业差不多都到了适婚的年龄，过几年就要生育。没人干活儿损失很大，靠单位承担这些基本不太可行。”
吴倩倩坦言，自己还年轻，她认为，生育之后或许找工作会更有优势。 “如果生完二孩回来还是这样，那就只有跳槽了。”
但企业往往并不是这样看。有人力资源经理坦言，即便求职者已经生育二孩，企业也会有所顾虑，“养两个孩子会不会耽误你的工作？这是应聘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智联招聘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些企业考虑到要给育龄女职工两次产假和更多津贴，就对女性应聘者更加谨慎。这种歧视女性的行为，损害了女性平等就业的权利。”
社会：多一个孩子不是“添双筷子”就行
毛林林曾这样想过，老大的东西，老二也能用，养两个孩子，或许在经济上不是什么问题，但冯晓霞不是这么看的。“初步算了一下，生一个孩子，家里需要多出至 少一倍的人手。现在我们是婆婆和一个保姆共同带孩子，如果再生一个，那就意味着再增加至少两个人才够用。这是一个十足的经济考验。”
冯晓霞发现，多一个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奶粉和保姆，“以后上学，看病，这些都需要更多资源。” 多养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不只是“添一双筷子”那么简单，对于社会亦然。
以教育为例，北京市在1995年时曾有2867所小学，随着独生子女的逐渐减少，小学不断撤并，到2012年时仅存1081所，入学人数在2005年时只有7万人左右，包括了京外户籍。而随着新一轮生育高潮的到来，到2014年时，小学入学者达到17 .4万人之多。
“过去家门口的很多小学都关了，现在说是就近入学，和我们那代人比起来远多了。幼儿园一个月要好几千元，孩子发烧上医院，人也太多了。”有市民如是说，“想让我们放心地生二孩，教育、医疗都得跟得上啊。”
而在智联招聘相关负责人看来，需要增加的不只是资源，还要完善相关机制。他建议，应在就业倾斜、增加补贴、减轻税费等方面，同时给企业和育龄女职工相应的 优惠政策，既让企业用人用得放心，又能让女职工平衡好工作和家庭。要合理评估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上的付出，在法律层面给女性权益者筑起保护的堡垒。
在今年1月下发的《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专门提出要“构建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包括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托儿所、幼儿园等服务机构，加强社区老人和幼儿日间照料等服务功能”。
此外，能让职业女性体面地生育二胎，仅靠企业承担是远远不够的，社会投入也要跟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告诉记者：“生二孩的好处大于带来的压 力。孩子有伴儿，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利，孩子能学会关心他人，不总是想着自己，这对教育而言非常重要。但政府也要考虑生育家庭和所在企业的需要。”
已经有地方政府开始采取相应措施。 今年4月1日，重庆市施行新修订的《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同时，还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工，经本人 申请，单位批准，产假期满后可连续休假至子女一周岁止，休假期间的月工资按照不低于休假前本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发给，但不得低于当年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来源：新浪自媒体博主 工人日报中工网博客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