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惠州观察》最近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20年前，惠阳高级中学32名男女学生在老师等组织护送下从惠州出发骑车到北京，“小铁人远征队”横跨13个省、市，总行程13500公里。20年后，这样的“致青春”故事，更引发了“两代教育”话题的热议。

　　相比20年前，远征队单骑远行的校园故事，今日学生课外活动的贫瘠，可以说是让人讶然。不仅体育不被重视，就连有限的课外组织活动，也被无节制地挤压和剥离，而一系列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更让一些学校取消了“春游”“秋游”等活动。

　　压制课外活动，理由是为了保证学生安全。这无疑是讳疾忌医的，但同时也是虚无指向的。学校并无法确定保证学生安全，它只拥有《教育法》所规定的 “教育职责和法定意义”，并不能承担起法定监护人角色。而相比之下，父母监护人的责任似乎更明确一些。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学校没有能力为学生提供一一保 护，但一旦发生意外伤害，社会倾向于把所有责任推向学校。

　　现在，任何潜在的风险都可能被放大，使得校方更加谨小慎微、无所适从。为规避风险，尽量压制学生活动似乎是较佳选择。但从现实出发，如果要充分 明确教育的职责、监护的义务，那么设立有效权衡的意外伤害机制至关重要。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校园意外伤害应该由校方承担？这里就要涉及到具体的校园预防和 防治体制，比如说，可以更加明确学校责任的范畴，要制定紧急的救护制度，要妥当处理好保险赔偿事务。

　　以国外的经验来看，在达成政府和校园角色重要的共识前，对于概念的说明尤为关键。因为有明确的规则，才能理清一些争议性问题：比如，根据过失相 抵原则，学生不守校规就要承担比率；有些意外伤害，本身属于不赔偿情况。这里的区别主要是将可控的风险标明，且将之置放到一个透明的框架内解决。毕竟，悬 置于课外活动之外，校园安全历来是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如果因为规避风险，就彻底“闭门锁校”，是有违背于教育的本质的。而我们在塑造“人”的过程中，社交 和活动从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的“教育是生活的过程”。

　　如果明白了教育所指，又肯下点力气设计保障的话，那么很多风险未必是那么唬人。而教育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安全教育中， 可以充分的发挥出体验式教育的优势，进行更多的活动+课程的体验模式。在这方面，惠城区建立了综合实践活动教育基地，以参与活动的形式来进行课程延伸，也 是一种不错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