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悦悦事件到公务员打父母事件，背后可窥见的道德问题，让这些的个案引发社会追问：社会道德的缺失背后原因是什么？而包括政协委员、公务员及心理专家均认为，对于深圳来说，经过了30年经济发展奇迹后，在频发的道德事件前追寻道德构建，面临着来自社会功利价值观、特权价值观、压力社会下的诸多挑战。单一地就道德论道德，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有政协委员则指出，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作为公务员团队尤其要以身作则。

　　“幼儿园的孩子现在不是拼成绩，开口都是说我爸是老板，我爸是大官。必须要把社会道德建设的问题赶紧提到日程上来。”

　　“其实特区与其他地方，在道德水平上并无显著差异，但是特区独有的功利主义确实会更容易对人们产生冲击。”

　　“请客送礼托关系算吗？评职称给钱发表论文算吗？我希望道德讨论不要是‘虚’的，到实在的事情上才是真实。”

　　南都记者昨日在微博上发起深圳社会道德构建讨论，参与讨论的网友以及接受采访的多位市民，在谈到道德这个话题时，不少人第一反应均认为“太虚”了。在新浪微博上，不少网友称“这种讨论太虚无，仅仅是媒体的自high而已。”“什么是道德，现在有多少人说得清？”

　　政协委员：公务员团队要以身作则

　　在市政协委员苏醒看来，首先是政府长期抓经济建设，但是社会道德建设方面不够，以前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是只有抓经济抓得很猛。

　　苏醒认为，经济发展产生了贫富分化，整个社会对钱和权的崇拜到眼下达到了一个高峰，“幼儿园的孩子现在不是拼成绩，开口都是说我爸是老板，我爸是大官。”当孩子都用钱权来拼爹的时候，必须要把社会道德建设的问题赶紧提到日程上来。

　　77岁的刘阿姨早年是一名医生，昨日她特别给南都打来电话，谈起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打人的公务员廖天野只是因为媒体曝光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重视的不道德现象存在于社会，但是大家都忽视，或者说无视了。”刘阿姨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贴在医院墙壁上，挂在医生嘴边的 ———为人民服务，可是现在你和年轻人谈起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时，只会被人笑话，“我在深圳的医院里也没看到过这五个字。”

　　作为一名律师，苏醒认为，法律是行为准则，但是道德也应该是行为准则，如果“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都可以做的”，这个社会就彻底抛弃了道德准则，“现在的社会，需要让舆论来喊打‘不道德’”，苏醒说，道德水平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特别在深圳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物质上的丰富应该加强人们对精神上的追求，而不是异化大家的价值标准、道德取向，这一点作为政府，作为公务员团队尤其要以身作则。

　　心理专家：压力社会冲击着道德观

　　深圳市灵通心理科学研究所首席指导专家、深圳高级中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蒋平认为，一个人表现出不良道德行为，背后的原因有多种。相对应的在道德构建上，解决之道首先是重视教育模式，家长不能一味强调学习，还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规则意识。其次，社会舆论要多宣扬美德故事，不要让这些个别现象误导大家，以为整个社会都出了问题，毕竟有道德底线的家庭和人居多。第三则是政府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思想的建设，因为物质越发展，对社会公德的要求就越高，不进则退。最后，公民心理健康的教育，需要个人和社会多方面努力，增强抗压能力，应对转型社会的冲击。

　　他也承认，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本身对金钱、物质等现实的追求就更冲动，这种成功学、功利主义更加给道德构建提出了挑战。“其实特区与其他地方，在道德水平上并无显著差异，相反，因为社会人群文化素质等各方面相对高于内地，道德素质还要相对高一点，但是特区独有的功利主义确实会更容易对人们产生冲击。”

　　■启事

　　三十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和寻找特区道德。当下深圳人道德缺失之处在哪里？深圳需要构建怎样的社会道德体系？本报开启了专门版面，关注和讨论寻找特区道德这一话题。希望您通过本报报料热线：83325000，或者在新浪微博上@南都深圳读本和我们一起关注、讨论这个话题。如果您身边有什么善德、美德的故事、人物，欢迎提供线索，我们也关注您身边道德缺失的个案和人物，探寻他们背后深层的原因。

　　公务员：身处官场心累

　　“要说压力，公务员的心理压力当然是非常大的，当然，这种压力在于人际关系方面，而不是在工作上。”

　　“许多人说公务员轻松，实际上即便你工作只是泡泡茶、看看报纸，但心累。”作为公务员，从名牌大学刚刚毕业两年考入深圳市直机关的廖如(化名)，他对廖天野的心态颇有些能够理解之处。“公务员管理规章当中对道德考核都有提到，但实际工作中，有谁想过这个问题？每天想着升职、想着做好事情、想着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都来不及呢。”

　　“要说压力，公务员的心理压力当然是非常大的，当然，这种压力在于人际关系方面，而不是在工作上”。盐田区林姓公务员也直言，与其他的工作相比，公务员有其特殊的压力，就是人际关系特别微妙，高兴的、不高兴的都不能写在脸上，很担心一不小心言语不慎，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甚至是以后的升迁。而市科技系统的公务员陈先生也认为，“公务员的健康心态和减压也是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压力累积，如果不能排解，回到家自然就会表现出暴躁、无礼。”廖如说，自己是独生子，有时候回家心情不好，也会冲父母大声说话，发脾气。“没有意识到这会上升到道德问题。”他又说，“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不光公务员，整个社会都在淡化道德。我毕业工作两年，如果你说到这个话题，别人还会说你是老学究。有时候谁搞了婚外情，我觉得难以接受，还会被其他人批评，说我有道德洁癖。”在廖如看来，步入社会的两年中，自己对道德的界定越来越模糊，“请客送礼托关系算吗？评职称给钱发表论文算吗？我希望道德讨论不要是‘虚’的，到实在的事情上才是真实。”

　　不过在采访中，多数公务员并不认为廖天野的做法与公务员这个职业本身有多大关联。“每个人在工作上都不顺心的时候，在生活中也有各种不顺，但无论怎样，对自己父母动手，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也不应该被原谅。”林先生说。

　　凤凰男：婆媳关系难处

　　“岳父岳母没给我压力，但自己压力大……我处在老妈与老婆中间，比较难处理，很头疼。”

　　廖天野被认为是典型的凤凰男。所谓“凤凰男”，就是指发愤读书十余年，终于成为“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而为一个家族蜕变带来希望的男性。而王龙(化名)所感受到的压力，跟廖天野有相似之处。

　　2005年大学毕业后，他从老家来到深圳。此时，村里的不少同龄人都已经成家立业了。而刚来深圳那会，王龙跟大多数人一样，住在城中村，每天为生计奔波。自己的弟弟还在上大学，还要寄一部分钱给弟弟为父母分忧。

　　前年，在来深圳四年后，王龙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客家女孩，并在今年结婚了。王龙虽然来深圳这么几年，却并没有攒下多少钱，买房子的首付并没有凑够。目前，王龙就住在岳父、岳母家里。

　　王龙的岳父岳母20多年前就从老家河源搬到了深圳。王龙的老婆也从小在深圳上学、生活、工作，王龙说老婆是标准的“孔雀女”，父母在深圳有稳定的工作，从小在深圳，顺风顺水，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自从与王龙认识后，就认定要跟他一起生活。

　　“岳父岳母没给我压力，但自己压力大”，王龙说，在准备结婚的时候，按照老家的习惯，王龙说要给岳父岳母礼金，买些东西，都被老人家拒绝了。平时跟岳父岳母相处还算比较愉快，“老人家话比较多，我就听着就可以了”。与岳父岳母相处还比较融洽，但是自己父母这边比较麻烦。在王龙的爸妈眼中，儿子是个骄傲。去年，弟弟大学毕业后也来到深圳，父母希望他帮忙找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弟弟暂住在他家，虽然岳父岳母没说什么，但王龙自己还是感到很不好意思。今年小宝宝出生后，因为岳父岳母要上班，王龙的老妈从老家来深圳照顾小孩。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老妈与老婆时不时发生争执，“我处在中间，比较难处理，很头疼”。

　　统筹：南都首席记者王莹

　　采写：南都记者 刘勇 刘晓燕 邓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