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惩收买被拐儿童成为共识的情况下，也期待立法顺应时代变化，更严厉地打击拐卖犯罪的“买方市场”。

　　据中国广播网报道，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对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做出判决，拐卖主犯被判处13年徒刑；同时，7名收买被拐儿童的“终端买主”也被判处1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刑罚。被拐孩子的买家同样被判刑，这在河南省尚属首次。

　　这一判决赢得了舆论一致的叫好声。需求制造供给，没有人收买被拐的妇女儿童，就没有人贩子处心积虑、丧心病狂地搞拐卖，也就不会制造这么多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

　　何以之前打拐行动鲜有处罚收买者呢？其实，我国刑法第241条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同时，该法条第6款又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收买者在不阻碍解救被拐儿童，同时又没有强奸被拐妇女、导致被拐者伤残等情形的，依法“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此一来，则立法追究收买者罪责，从源头打击拐卖的立法意图往往就落空了。

　　1997年人大修订刑法时，新增了这个罪名。当时的立法背景是，一些收买被拐者的边远落后地区，经常发生暴力阻碍解救行动的事件。比如，1994年，山西省河曲县土沟乡数百村民，围攻解救被拐少女的警察一昼夜，导致2辆警车被砸，直到当地公检法出动20多辆警车才救出被围警察和被拐少女。所以，在当时民众法治意识不足、基层警察能力欠缺等客观条件下，“宽松”立法减小了打击面，有助于减小解救行动的阻力。

　　但是应该看到，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我国公民的法治意识普遍提升，农村基层的治理结构，以及基层公安的出警能力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近年来“微博打拐”等公民行动，将公众对于拐卖犯罪的痛恨推向沸点。可以说，严惩拐卖犯罪，包括严惩收买被拐者的犯罪行为，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这种共识应该体现在立法和司法判决中。今年“两会”上，仰协代表提出修订刑法，将现行的收买者“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可以减轻处罚”。如此既体现了刑法的严肃性，惩戒一切胆敢以身试法、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又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近些年，草根民意上升为立法案例不少，比如“醉驾入刑”“恶意欠薪入刑”。在严惩收买被拐儿童成为共识的情况下，也期待立法顺应时代变化，更严厉地打击拐卖犯罪的“买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