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二胎”族
计划生育国策实施30多年后，长大的独生子女们再次面临他们父母当年面临的问题。是当一个黑户，还是到海外偷生，是自认高额罚款，还是被政策边缘化，对这些城市二胎家庭来说，都不是件易事。2013年末，单独二胎政策松动，未来的孩子，或许会有更多兄弟姐妹。摄影：原丽阳
罗雯曦今年2岁半，哥哥罗柏麟8岁。他们的父亲是广东人，家里做服装生意。在生曦曦时因为需要缴纳高昂的罚款，与在香港生孩子成本差不多，所以她的父母最终选择到香港生产，成为赴港生子的最后一批。
“一个孩子”的遗憾
现年59岁的周桂英住在武汉汉口的一栋中心商圈楼房里，老公刚刚去世，现在有一个独生女儿，两个孙女，大的六岁，已经上幼儿大班；小的一岁四个月，还没有上户口。
谈及“二胎”话题，周桂英有些激动。上世纪70年代，周桂英在武汉一家工厂做钳工，当时她和老公住在团结户里，两三家混居在一起。在那个年代， 工厂和居住区附近的墙上到处涂写着“只生一个好，工作包分配”的标语。生女儿时，为了分配房子少交一些钱，她自觉响应了国家“只生一胎”的政策。因为当了 连续八年的先进工作者，她还签订了特保证(又称光荣证，独生子女证)。
周桂英家并没有因为只生一个孩子就马上分到房，直至5年后，一家三口才住进小两室一厅。这5年间，她响应计生政策最大的“好处”就是工资涨了两块钱。其实，在周桂英夫妇内心深处，他们也渴望再有一个孩子，但在当时如果生二胎，就会被开除，失去经济来源。
老公重病时，周桂英一个人在家里照顾病床上的丈夫，“累得死去活来”，但在外打工的女儿也没办法丢下工作回来。一个孩子一直是周桂英的遗憾。
上不了户口的“二胎”
2012年，周桂英得知女儿又怀上一个孩子后非常欣喜，强烈要求他们生下来。然而，当时女儿的月工资只有两千元，女婿每月收入几千元也不稳定， 他们非常为难，不想要这个孩子。但周桂英却很坚决：“外面开小卖铺的都能生两个，养活两个，你们咋就不行，这个房子是我的，你们不生就滚出去。”
在母亲几近“逼迫”下，女儿最终保留了二胎。但开心满足之余，压力接踵而至。大孙女现在上幼儿园大班，学杂费加起来要三千元，下学期可能还会涨 到五千元；二孙女才刚一岁半，奶粉钱主要靠周桂英的退休金。然而，真正麻烦的是二孙女的户口问题。女儿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居委会工作人员称周桂英家不符 合政策，不能给予准生证，所以直到现在小孙女还没上户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上不了幼儿园。
“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周桂英说自己和丈夫响应国家政策只生了一个女儿，到现在女儿生二胎却上不了户口，她觉得很受伤， 而且很不公平。“同小区一户人家的大姑娘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和姑娘，现在离婚后再婚又生了一个儿子；二姑娘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他们家两个女儿生了五个孩 子，我家是独生女怎么不能生呢？”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曾上门找过周桂英一次，但她没开门。脾气有些倔的周桂英也没想要和“他们谈什么” 。现在周桂英每天关着门，大孙女去上学后，她就在家里照顾小孙女。时不时还会想起以前女儿小时候，自己把她锁家里去上班的情形。“尽管现在生两个孩子成本 很高，但还是希望有两个，至少能有个人说说话”。
职业妈妈辞职照顾姐弟俩
家住武汉汉口的Y女士和丈夫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她本人也希望老大将来能有个伴儿。怀孕四个多月时，婆婆想让她做B超鉴定性别，因为Y女士的第 一个孩子是女儿，她觉得思想传统的婆婆肯定希望二胎是个男孩。但她认为：“人类作为万物生灵之一，生男生女也有大自然赋予的规律。”在两种观念分歧的情况 下，她选择了对抗，关掉手机，准备回娘家生完孩子再说。就在回去路上，丈夫追来并劝她回家做母亲的思想工作。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生了个男孩”， Y女士尽管内心并不重男轻女，但她说：“不知道如果是个女孩，现在的家庭矛盾该有多深。或许会影响到婆媳、夫妻关系，而且还会影像孩子的成长。”
为了多一点自由时间照顾两个孩子，Y女士如今已经辞掉工作开始创业，“尽管一开始很困难，但两个孩子给了我们动力，只要有一个奋斗目标和一双勤劳的手，没有实现不了的事情”。
【新闻链接】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