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要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
资料图过去的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波生育小高潮，在人口红利消减的今天成为利好。人口新政亦成为近年来最显著有力的改革措施之一。
不过，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一年多，效果未如有关部门预计中理想。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这在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此外，全面二孩放开，导致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供需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和紧缺。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托育资源缺乏和妇女的职业发展问题都影响着很多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因此卫计委下一步将推动建设标准化的母婴设施，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如完善延长产假、设立陪产假等措施。
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在此次采访里，他强调应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
呼吁尽早出台二孩配套政策
时代周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你就提出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现在有没有新的想法？
梁建章：放开二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开始，要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可以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具体来看，一方面，为育儿提供各种便利，尤其是教育、基础设施等规划更有前瞻性，未来可按城市整体规模来规划教育设施。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在就业等方面充分保障她们的基本权益。
另外，我建议设立“双子节”，并在未来将之逐步扩展为系列性的“育子节”，这有助于倡导健康的生育观念，营造生育友善的社会氛围。例如可把每年1月1日定为“单子节”，2月2日定为“双子节”等。
时代周报：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放开，但到现在你一直还坚持撰文呼吁国家积极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你认为目前的生育政策还存在什么问题？回过头看过去这些年的呼吁，是否达到你预期的目标？
梁建章：全面二孩政策面临着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挑战，特别是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随着生育堆积释放结束，未来并不乐观。放开二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开始，要走出低生育率陷阱，还需要更多改革，并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5年增加100多万人。由于堆积生育效应弱化以及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的妇女数量锐减，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可能性不大。我们做的调研显示，70%-80%的受访者想生二孩，但真正敢生的人可能只有三成，养育成本高、计划生育对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因素都在抑制生育意愿。应尽早出台全面二孩的配套政策，让更多人敢生二孩。事实上，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得益于此，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生育率近年来都略有回升。
东亚文化圈共同面临的问题
时代周报：根据卫计委的统计，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约9000万对夫妻中，60%以上女性在35-49岁。这部分女性虽然生育意愿较强，但已经处于生育年龄的晚期，时间窗口相当小，这是不是全面二孩实施后效果未如预期的原因？
梁建章：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这推高了育儿物品和服务的价格，而少子化又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规模效应，推高了平均养育费用。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负担的判断来自对孩子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若家庭普遍养育两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
具体措施方面，可以向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减免税收，同时义务教育向下延伸，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并鼓励和扶助有条件的企业和单位试办托儿机构，以便切实减轻养育孩子家庭的负担。
另外，我认为还应该放开户籍限制，让更多外地人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生儿育女。这样不仅能促进中国的创新和经济发展，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时代周报：从日本、韩国等地区的经验来看，大部分鼓励生育的国家最终也没能让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这是鼓励生育的措施效果不佳，还是说低生育率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
梁建章：即便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
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
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下，东亚的生育率更低。可能原因是东亚文化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东亚社会的道德规范也不接受在西方越来越普遍的非婚生育。
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经让城市居民把一胎当成默认选择，而农村正在向城市看齐。综合过去20多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甚至还低于日本和韩国。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陆一夫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