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琦度过了他这一年中最艰难的一天。
作为携程旅行网副总裁、携程党委书记，施琦11月9日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应付媒体采访了。
此前一天，携程一名女性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小段视频，痛诉携程托儿所——“亲子园”的3位老师虐童。这段视频是携程托儿所的内部监控，画面显示托儿所内的所谓老师不仅有意推倒所内儿童，而且向多位儿童口中挤芥末、强制他们食用。
这件事立刻引发了携程亲子园其他儿童家长的控诉。监控录像片断以及公司内部沟通会被携程员工用手机拍成视频在网络上曝光，不到一天，社交媒体上就贴满了对这家公司及其相关合作方上海妇联的愤怒。
Q1：携程这事到底错在谁？（真相到底是什么？）
“亲子园为携程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下属‘为了孩子学苑’管理。该机构由上海市长宁区妇联推荐。”携程在11月9日以笔答形式回复《第一财经周刊》说。
据此，上海长宁区妇联应该是亲子园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因为它的推动，一度曾因无法在教育局备案而被迫中断的项目得以重新获得营业权。但携程亲子园事实上并没有获得教育部门审批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它只是经若干政府部门之间的“打招呼”，最终成了一个没有被继续再深究其办学资质问题的“试点典型”。
“当时携程开辟办公楼一楼800平米场地，提供了5间各超过50平米的幼儿活动教室供幼儿日常生活和游戏活动使用，2间超过10平米的幼儿专用厕所，另设一间保健室、一间保洁室、一间营养室，以及接待大厅、员工办公室和专用厕所等。场地可容纳100多名幼儿日常活动和托育管理。”根据携程描述的亲子园建设标准来看，这还是一笔不小的投入，而“管理费是1600元，伙食费是28元/天x实际入学的天数”这样的收费政策，与市场价格相比，的确算是一种福利。
但良好的愿望从来不直接等同于好结果。受委托真正经营这家托儿所的机构是《现代家庭》社旗下机构“为了孩子”学苑，但它的资质如何目前仍是个未知数。
“事情发展到现在，我不想再去评论它的背后有没有利益输送。”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者对《第一财经周刊》称。
“亲子园开园后，就已安装视频监控给亲子园，但项目负责人并未按要求抽查视频情况。”携程官方就亲子园事件在11月9日晚间对外发布“最新情况说明”，首次承认公司在监管方面存在严重失职，同时也承认“在11月3日-11月7日上午这段时间，信息沟通不畅、内部反应不快、未及时与员工沟通、也未及时对公众披露”。
对此，携程表示“深感惭愧，辜负了员工们及家属们的信任与重托。”
Q2：办托儿所这么难，可还有不少大公司都想办，为什么？
携程的实践案例足以证明，由企业主办一家服务于内部员工的托婴机构并不容易。事发之前，作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的梁建章本人一直是这个项目的积极推动者。10月20日他还曾通过多家媒体对外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阐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察理解。
“托儿机构的长期缺位，会造成巨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失。首先，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因为对企业来说，如果一个有女员工怀孕，将那不再只是几个月的产假的问题，而是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梁建章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托儿所匮乏的现实，可能导致未来中国妇女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作出选择，“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
不止携程，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大公司也开始主动承担起一部分托幼职能，作为对内部员工的一种福利。
今年4月，位于京东北京总部“京东初然之爱托幼中心”正式开园，京东员工子女可以免费入学。7月，滴滴女性联盟联合行政部开设了一家员工子女托管中心，帮助员工结局暑期孩子的托管问题。
由企业开办托儿所，可以说是一种消失已久的“潮流”的回归。
事实上“托儿所”一词，最早源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由一批机关、企业和街镇创办的全日制托儿所。但后期由于体制改革，福利性质的企业托儿服务体系被转为市场化运营，加之社会出生人口减少等因素，最终这种类型的托儿所从大众视野已经消失了数十年。
Q3：双职工家庭面临的育儿压力到底有多大？
37岁的邱琳生活在上海，女儿今年2岁，她和丈夫属于典型的双职工家庭，而双方父母都已经60多岁，带孩子对他们来说已经太辛苦。另一条路可能就是找保姆。
“但保姆你该怎么信任，心里是很害怕的，大部分时候能遇到一个好保姆只能是凭运气的事。”兼顾照看孩子和工作让邱琳左右为难，她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送孩子去托儿所。
“我在公司附近打听了一下，就过去看了一眼，我没怎么比较过，也不知道外面的托班什么样，确认我就付款了，一个月7000多元，8000元不到。现在我家每天早上先生带着我和孩子一起出发，到先生公司门口，我带着孩子步行200米送到托儿所，小孩交给老师之后我自己再骑车去上班。托儿所下午4点钟放学，还是让公公婆婆接的。我觉得这是上海多数双职工家庭的缩影。”邱琳说。
Q4：年轻父母对托儿所的选择有很多吗？
答案是：非常少。
邱琳选择托儿所的过程，在外人眼中几乎有点“饥不择食”。
“我知道现在没有公立托班的，这件事是不存在的。现在只有上海中福会幼儿园下面有个小托班。但我了解到，一般人进不去的。我朋友女儿18个月的时候去面试，还是托班下面的一种亲子班，就是需要父母陪同上课的那种。一开始是让父母坐在一起群面，给几个开放式问题，幼儿园从中选出通过面试的家长，然而家长才有资格带着孩子去面试。这么选中后，不错的小孩有资格念亲子班，而亲子班的毕业生中只有一部分小孩可以拿到上中福会托儿所的资格。”
这就是邱琳所面临的在上海选择一家公立托班的、听起来有点残酷的现状。她只能先在朋友圈打听一圈，经两个闺蜜推荐，又在大众点评上看了一下，初步印象不错就去实地考察。这场考察最多只花了半个小时。
“只有很小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挺难找的居民楼里，小小的一套房子，两室户，一个小院子，装修得很好。我首先寻求的是金字塔的最底端——吃饱、照顾好、孩子的大小便有人料理。”
接触过后，邱琳甚至还有些惊喜发现：虽然这是一个“个人经营”的托班，但她觉得老师的谈吐很好，每天中午的时候有个阿婆去给孩子们做饭，吃的午饭一个月不重样。
“我去看的时候是今年夏天，人最多的时候有7个小孩。最关键的是离我们上班的地方近，小孩有什么事我就可以立刻赶过去。”邱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Q5：很多80后小时后都上过的父母所在单位的托儿所，现在怎么都不见了？
目前中国针对儿童教育的各项政策法规中并没有针对0到3岁儿童托管教育机构的明确定义，也没有出台相关明确的申办政策和指导流程。
“但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之后，才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这是梁建章提到的企业自办托儿所的困境。
直到目前，携程创办的亲子园手握的仍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许可”。
“你看到的那种写着‘主管单位是我们教育局’的托儿所，它们是很早之前就开办的，原来属于集体办性质，后来转成民办，我们近几年没有新开的托儿所。”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学前科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目前网上能够查到在上海地区有11所民办托儿所都属于“转制”性质的老托儿所。
“现在针对申办0到3岁的民营托儿所标准还没有出台，需要等待市里统一发布文件才能申办。所以目前还没有分配明确的主管部门，也没有明确可以颁发证件的部门。但可以申请民营幼儿园，标准可以参照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DG/TJ08-45-2005）申请办理。”前述工作人员说。
资料图Q6：国内目前到底能不能办托儿所？需要哪些手续？建园标准是什么以及政策风险有多大？
“三年前我在申请执照时很茫然，去教育部门申请执照时，他们说我们不属于他们教育局的主管范围，工商这边让我们走的培训类的形式，执照是申请下来了，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许可’其实很模糊，不知道我到底属于托儿所还是培训机构，还是介于它们中间？我觉得我们是在做托儿所的工作，希望未来政策这一块能尽快落实吧。”王琦在上海通过加盟国际连锁全日制0到3岁婴幼儿学校，虽然只完成了工商登记但也顺利营业至今。
在北京和上海，托儿所产业如今已经出现了一批连锁性质的机构。大家的思路是一样的，与其空等政策，不如先把规模做起来。
“市面上大多数托幼机构走国际化路线，我认为是一个时代所趋，当时国家还是比较支持连锁性质的学校，我看直营校走的是比较正规的。连锁性的学校，各项执照比较专业和正规。”王琦介绍说，从参观很多直营托儿所从中选择合适项目，到与品牌创始人约谈、签约，再到选址招聘、做员工培训，前后他花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才办起这家民营托儿所。
“我也一直在打听这件事。现在只能申请开办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或者培训学校。我是从上海一个很好的公立示范幼儿园出来的，在里面干了7年，大学学历。”今年3月，陈妮从公立幼儿园辞职，租用居民楼中的两室一厅和一个院子，开办了一家针对2到3岁孩子的小型托班。
“现在体制里面幼儿园已经有点变了，侧重点不在带孩子，我本身比较喜欢带孩子，自己不太适应这个变化，所以就想自己出来，办一个很私人的小托班，属于我自己能够控制范围内的，作为一个老师一定要确保小朋友的安全。”现在，陈妮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办的托儿所能早日成为一家“持证”的正规机构，否则她永远只能靠大众点评和家长口碑传播，“很容易因为无证经营而被取缔”。
“民办组织的幼儿园，其实有很多硬件要有，作为我个人，如果真的去配这样的硬件，个人的资金压力非常大，需要一个场地，之前打听是300平方米，还要有户外空间。”陈妮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目前因为没有明确的托儿所建设标准，一切只能参照幼儿园的相关标准，“但如果以个人名义创办，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资金问题。”
除了上述持证经营和建设标准等问题，做过7年幼儿园老师的陈妮认为，目前国内托儿所产业面临的最大的瓶颈还在于师资问题。
“现在公办幼儿园已经没有办法保证师资是很好的水平了，而且流动性非常大，就像一些很好的学校，不能说所有好学校都有好老师。很多时候，我们开设一个教育机构，除了硬件在，我也要看重我的师资是怎样的老师，政府只是把关硬件。”陈妮说。
Q7： 国外托儿所产业是怎么做的？
在女性更早批量进入职场的西方市场，能提供daycare（日托）服务的供应商也更丰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基本空白。”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目前，她正在撰写一个提案，帮助政府制定“幼托”行业的标准。
在她看来，每个行业都有有问题的人，这是概率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设计。比如，“0到3岁的托儿所和3到5岁的幼儿园需要区分，保育功能和教育功能需要区分。”这些问题尚未被服务提供者和监管部门认识到。而对于国外那种完全由纯市场化的机构提供日托服务的结构，沈奕斐认为我们不见得要完全借鉴。“中国的育儿文化不同于西方。”她说。
原标题：携程这事儿到底错在谁，以及我们小时候待过的托儿所为什么都消失了
文/刘娉婷 吴洋洋等 第一财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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