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比赛和考级混为一谈
“有人把比赛和考级混为一谈，比赛通常是一次性，对孩子的鼓励性质更多。考级就完全不一样了。”关小蕾说。
周凤甫认为比赛是“相对比较”，它是一种排位比较。一到考级这个标准就会绝对化，就只是一个绝对的要求，而恰恰艺术没有办法做这种绝对的要求。儿童画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儿童独特的心理和情感的表达，如果给他们一个统一的模式，一个量化的标准，那就不是儿童画了，就是一种“种植”出来的画面。每一级都有一个僵化的标准，仿佛是钓鱼的“诱饵”， 一步一步进入这个陷阱里面完全丧失你自己了，逐渐把你引入一个死框框里去。
杨小彦觉得高考和考级是不能类比的，教育也有考试，并不能完全取消它，是因为有一些教学的内容是可以寻找出适当的标准来量化的，一般意义上，主要的教学内容都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就是因为教学里有一定相应标准性的东西，而也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东西是不可能有标准的。在艺术上，也会存在“可教的”和“不可教”的两部分，可教的艺术某种意义上都是某种技术，比如说我教你色彩学、教你构图的法则、教你各种技巧，这些属于技术性的内容是可教的。但是艺术的价值观、艺术的风格是不可教的。
“我对美术学院的教育长期以来有个看法，它有个特点，刚好把这两个颠倒了。老师在课堂上总是讲‘不可教’的内容，老是说‘这个感觉不对’、‘这个感觉好啊！’，但是，却老不去讲那些‘可教’的东西，”杨小彦说：“在国外还有油画的化学教授，教怎样去修复古画。由于构成艺术价值的核心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教’的，才使艺术这个教育变得很微妙，很复杂。”
杨小彦还举了个例子，如陈丹青招油画博士的时候，觉得有些学生油画那么厉害，但是英语不懂却招不进来就表示很愤怒、要抗议，这里就出现一个麻烦，由于艺术到某个程度就没有绝对的标准，那就不能判断陈丹青招学生是有走后门还是没有走后门，可以个人说了算。所以说大学教育有标准化的教育，也有一部分是对价值观、创造意识的传达。高考考的一定是可以量化的东西，这才符合人才选拔的目的。另外高考的标准是不完整的，但是没有办法，找不到替代方案，在没有更好的方案替代以前，也只能是完善目前这个有毛病的方案了。
虽然很多人想要做考级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国家教育部门的规定又是怎样的呢？
周凤甫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针对考级，教育部在2007年就发了一个16号文，明确规定‘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艺术水平的考级活动，各类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等级不得作为学生升学、奖励的依据’。”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实际上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美术老师对考级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共识。
最后，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举办这样的活动谁是最大的利益者，这种利益大吗？也许清楚了这关键的问题，大家心里也就会更加明晰了。
周凤甫说：“实行考级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利益驱动，说白了就是遇到钱良心没有了。”他认为儿童画考级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提出来的，争论了多少年，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设立考级的目的。如果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话，这个实际上黑白是分明的，从分析当事每个人的动机就可以看到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搞考级的老师让他们扪心自问，他内心也不会认同这些东西对儿童有积极作用。
广州市少年宫美术学校校长关小蕾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以前的规矩，我们8000学员每个都推荐的话，每人有回扣50元，就有40万元。而且自己不用主办，只是推荐学生去参加，真的做起来，少年宫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她觉得这其实是社会艺术类的考级，可以一直到成人，但实际上最大的利益点就是少年儿童，没有这一块就没有利益可图了。
“这个昧着良心的东西我们不会去做。”她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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