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揆，被清政府召回后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是加入海军的幼童中提升较快的一个”{15}。1883年、1885年分别担任“扬威”号的二副、大副。1888年随邓世昌到欧洲接回“致远”等四舰，深得邓世昌信任。在1894年的中日海战中，身为“致远”号的帮带大副的他，听从邓世昌的指挥，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视死如归，驾驶着渐渐下沉的舰艇撞向日舰“吉野”，壮烈殉国。

　　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还有黄祖莲。在日军进攻威海时，他英勇无畏，指挥“广丙”舰开炮击敌，阻止了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后因日军从陆地攻占了威海炮台，用中国的大炮对准中国海军猛攻，他不幸中炮阵亡。

　　刘玉麟(Lew Yuk Lin)，1879～1881年就读于安多福。历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长，中国驻英国大使、海关总长。1881年被召回国后，入天津电报学堂和医学堂，受到李鸿章赏识，并被李鸿章聘为家庭教师。先后出任美、日、秘大臣和出使英、意、比大臣的翻译官，也曾任新加坡领事等职务。1910年，刘玉麟出任英国大使，任职期间政绩出色，辑睦邦交。英国剑桥大学特赠与其法学博士学位。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与梁诚一起通电拥护共和。民国成立后，随即受任为驻英全权公使。1914年英国私自在西姆拉会议上炮制麦克马洪线，刘玉麟立刻两次正式照会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刘玉麟一生清廉，晚年不担任国家政要，移居澳门。当年的安多福校友周寿臣、梁诚等来澳门时，每次都住刘玉麟家。他为澳门做了不少好事，曾担任镜湖医院董事，并与亲家、原广东省省长陈席儒一起出资增建了镜湖医院，至今在镜湖医院仍可见到其碑。1942年，刘玉麟走完了其80岁的人生道路。

　　梁诚，在当年“幼童”的名单上为“梁丕旭”(在安多福的记录上为“Pi-Yuk Liang”)。他11岁(1875年)去美国留学，先在麻省Amherst(阿姆赫斯特)的 Harrington(哈林顿)小镇读书3年；1878年考入Phillips Academy，至1881年(17岁)被召回(假如不被提前召回，他应该在1882年夏天从安多福毕业)。在校期间，他是学校的校棒球队明星，这对于从小在中国长大、到美国后才接触棒球运动的他来说，能从美国同学中胜出并进入校队，真是个奇迹！17岁被召回国时曾被派遣学电报，后考上总理衙门的秘书。1886～1889年，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自1902年起先后任驻美国、秘鲁、古巴、西班牙、德国等国公使，成为清末杰出的外交家。

　　安多福的学习与生活，使梁诚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首脑们交往时游刃有余、不卑不亢，敢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保护在国外的华侨利益。尽管长年在国外出任公使，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国的心。他曾说：“Although my country might consider me a good American, I have always remained a good Chinaman.”(尽管我的国家可能把我当成一个美国良民，可我永远是一个忠诚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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