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轻人，多半不会知道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事情。

　　那时，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都在闹粮荒。上海由于人多，粮荒闹得更为厉害。许多贫困的家庭把小孩儿扔到了大路边，希望有人捡到，从而给孩子一条活路。这样一来，上海的育儿院就人满为患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谁也无法养活这么多弃婴啊！

　　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找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想办法，并让他给上海调拨一批奶粉以解燃眉之急。乌兰夫说，调拨奶粉可以，但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不，就把上海的孤儿接到内蒙古吧，只要草原有牛、有羊、有奶，就能养活这些孩子。周总理一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批准了。于是，大批的上海孤儿和弃婴被送到了内蒙古。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昭乌达盟，也就是现在的赤峰市。那时，我大概还不到3岁，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也没有什么印象。

　　我的养父母不是牧民，是农民。他们住的地方离市区挺近的，只有五六十里。养母有病，没有生育。他们家在领养我之前，就已经有个女儿了，是养母的娘家侄女。养父母原本想再领养一个男孩儿，但到了赤峰的福利院，才知道男孩儿都被市区的干部、职工给领养走了，他们觉得有些遗憾。于是，养母说：“既然来了，手续也办了，就替我二嫂领养一个吧。”结果，他们就挑中了我。

　　养父母原本是替人领养我的，可等到领养人去抱我的时候，我姐姐(也就是我养母的娘家侄女)却不愿意了。姐姐很喜欢我，每当人家来领我时，她就抱着我到处跑。养父说，既然她喜欢，就留下来给她做个伴吧。就这样，我留在了这个家庭里。

　　过了一两年，养父母又从市区的一个亲戚家领养了一个男孩儿，而且是一出生就抱过来的。这样，养母把所有的母爱都倾注到这个弟弟身上。对于我而言，上边有个姐姐，下面又有个弟弟，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领养了弟弟之后，养母有点儿好吃的都给弟弟吃，有点儿钱也都花在他身上，我和姐姐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当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都是一个家里的孩子，为什么会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呢？

　　后来，有邻居跟我说：“你妈妈不是你的亲妈妈，你是抱养的，是从上海来的。”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每当再有人提起，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痛。

　　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我渐渐地明白了，养母重男轻女，只是喜欢男孩儿，女孩儿她都不喜欢。同样都是养母的儿女，弟弟是“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而我和姐姐却是“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可见，一个孩子有没有母亲，有没有母爱，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应该说，这个道理我很早就悟出来了。到后来，我又渐渐懂得，母亲不仅能决定孩子的童年是享福还是受罪，而且还能影响和决定孩子的一生。   

　　我想自己还算有福，因为同病相怜的姐姐对我非常好。姐姐大我10岁，我一直都是姐姐帮忙带大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那时，姐姐已经懂事了，她悄悄地跟我说：“这事怨我，是我把你留下来的！”

　　当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姐姐结婚走了，我的日子更难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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