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孩子，你冷静吗？
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与她接触的时间少了，就学习作家刘墉的做法，开始用写信和给日记(她一直主动给我们看日记)作批注的方式跟她交流。这样，我就理智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王东华先生的《发现母亲》——
“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
“母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岗位，她站在整个民族的最前头”；
“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没有不是的孩子”；
“孩子是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的，自己有多高，孩子才能有多高；自己能走多远，孩子才能走多远”；
“让妈妈成为母亲，成为母育家”；
“面对孩子，我们必须重新做人”；
……
打开这本集作者十年心血的母亲教育力作，一个又一个成功或失败的实例，一串又一串精辟有力的论断，直扑我的心底，重重地撞击着我的灵魂，惊心动魄，振聋发聩。这本书，让我这个做了十几年母亲且自以为十分尽责的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对“母亲”的理解是何等肤浅！第一次这样清醒地意识到“做母亲”是一门怎样博大精深的学问！
“父母不仅要懂得如何‘教人’，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做人’，自己正确的‘做人’比正确的‘教子’更为重要！”王东华先生如是说。是的，我应该从自己的做人出发，去考察自己的育儿轨迹，探究其进行得这般艰难的原因。
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冷静地审视自己：
作为教师，我时刻铭记着我刚走上讲台时恩师彭书楷先生送我的那句话：“要永远从让学生终身受益的角度去进行教学。”我努力恪守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在教学中努力从让学生终身受益的角度去做，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教育风格。我总是欣喜地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从不说伤害和打击他们的话，曾经点燃了一盏又一盏心灯，成为一批又一批学生的好朋友。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自己是极有耐心的。与此同时，这些年来我还做过许多家长的工作，希望他们理智而平和地对待孩子，使孩子能够身心健康地成长。
然而，对于自己的孩子，我为什么就做不好了呢？为什么我会在女儿说她“不聪明”之后变得急躁起来？为什么我多次下决心要彻底根除急躁的毛病，却总不能真正做到？为什么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的女儿，成长过程中会有那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家的教育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让另一半教育资源闲置……
我开始了尽可能冷静的分析：
我父母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1954年大学毕业时，响应国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一个刚刚建立的劳改农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情。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早期教育，使我对学习各种知识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在劳改农场这个知识分子稀少而“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1957年的“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不断地冲击着我们这个家，我差一点与初中失之交臂，最终被剥夺了读高中和上大学的权利，这就构成了热爱学习而又有些好高骛远的我心中的一个痛苦的死结。
不能理智地对待自己的孩子，是因为对自己的孩子还有更多不理智的“生物的爱”，而“教育的爱”还不够。我一向反对“我们这一辈子是没指望了，只希望孩子能有出息”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观点，认为家长和孩子应该各自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但我却因为心底的那个“结”，又和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一样，急切地盼望着从孩子身上找到自己“应有”的辉煌，而绝不愿意看到她的任何失误。在这样的心态之下，自己怎么可能保持“理智的爱”和“教育的爱”呢？
在孩子说她“不聪明”之后我变得急躁，变得急功近利，不仅说明自己有偏激、急躁的性格缺陷，还反映了自己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存在着自己一直鄙弃的炫耀意识，即虚荣心。心老是悬着，正暴露了我这个自以为强大的人面对失败时的不自信(同时对孩子也不相信)和不顽强；急躁，正说明我这个自以为强大的人在失败面前乱了方寸，这一切又恰恰在如何面对困难和失败的问题上，给孩子做出了极为形象、极为糟糕的榜样。
在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感到满意之后的掉以轻心，在面对她的种种问题时的暴躁，不正说明了自己的浅薄、自己的“胜亦骄，败亦馁”吗？我又凭什么要求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胜不骄，败不馁”呢？
我们家庭教育“一边倒”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她父亲的责任，但也与我总是以教育工作者自居、自以为是、凡事大包大揽的作风有关。我这时才发现，我竟然从来没有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与丈夫进行过一次认真的交谈！对于他在这方面为数不多的意见，我认真考虑过的也不多。
“孩子是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的，自己有多高，孩子才能有多高；自己能走多远，孩子才能走多远。”——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啊！自己的优点未必都能成为孩子的优点，而自己的缺点则必然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无情地解剖过自己，承认这一切真的很痛苦。然而，我们不总是说爱孩子而愿意为之奉献一切吗？那么，为什么不能为孩子而改变自己呢？
我接受了王东华先生的观点——面对孩子，我们必须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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