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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
请不要笑话我，春天刚过，我就在盼着冬天了，因为到那时女儿可以回国度假和我们团圆。
每次回来，女儿都要带一大堆奖状，诸如新加坡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奖、新加坡中学华语文章朗读比赛团体亚军、新加坡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铜牌、澳大利亚国际数学邀请赛满分奖、美国数学邀请赛优胜奖、中三(六)班学业成绩奖第一名、中三级物理科第一名、中四级学业成绩奖第二名，中四(六)班学业成绩奖第一名、新加坡全国华族礼俗比赛团体第一名、新加坡物理、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个人总分第一……我数都数不过来。
不知情的人，以为我们是书香门第，是知识分子家庭，所以才会教子有方，其实不然……
我出身于一个“黑五类”家庭。父亲是海宁人，小学毕业后，因遭大旱，田地龟裂，颗粒无收，家庭陷入困境，无力升学，于是去酱园做学徒。抗战爆发后，父亲投身抗日事业，抗战胜利后，曾在上海警察学校做教员。国民党溃退时，父亲和母亲拒绝去台湾，执意留下来跟随共产党建设新中国……
但像我们这样一个旧职员家庭，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是政治境遇，还是经济条件，都是相当困难的。
不仅如此，我还是一个患“脑垂体发育不全侏儒症”的残疾人，身高只有1.3米。所以我在求学、工作、成家和日常生活中比健全的人要困难得多，可以说是备受冷眼歧视和讥笑羞辱。
至今我还记得这样几件事情。
1965年7月，我从杭州市第九中学毕业。和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我怀着对大学美好的憧憬，以兴奋和紧张的心情跨入考场，认真辛苦地考了一场又一场。
考完三天六场，满以为是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理想的时候了。谁知这种努力、这种希望都是我的一厢情愿，社会早已把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打入另册。你考也好，不考也好，成绩好也好，成绩差也好，结局都是一个：不得录取！何况我还有生理缺陷。
那年我们班高考录取的比例将近百分之五十，我平时在班里的成绩居中上游，凭成绩我是完全可以考上大学的。
发通知的那天正是盛夏最热的时候，当我拆开信封，看到一张“不录取通知书”时，好像一个人掉进冰窖，浑身冰凉。那么热的天，晚上家里人都是露天睡觉，还不时摇着扇子，只有我独自一人躺在黑漆漆的房间里，连汗也不出一滴，更不用说是眼泪了。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大脑一片空白……
虽然已过去三十五六年了，但当日的感受至今还刻骨铭心，历历在目。
读书读不成，招工单位认为我是残疾人又不录用。我要求上山下乡，知青办的同志对我说：“你这种情况，还不如在家里待分配好。”于是，我只好在家里呆着。
我在家待业期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每天早晨我们一批待业青年都要早请示。一天我发现少了几个人，就问别人，那人反问：“他们工作去了，你不晓得啊？”我说：“前几天街道干部不是说现在单位不招工，要我们安心等着吗？”
又过了一段日子，有个待业青年悄悄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可靠消息，最近又有两个单位来我们街道招工，我已经托人打过招呼，自己也到负责分配的干部屋里去过了，你快点去找他，不然又没戏了。”我说：“我不晓得他住在哪里。”“你这个人真是孤陋寡闻，他就住在你家对面第三个门。”
傍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近那扇门，问了里面一个中年女同志：“同志，×××同志住在哪里？”她指着正在上楼的一个中年男子说：“×××，有人找你。”
我赶紧走向楼梯，说：“×××同志，我已待业三年多了，听说最近有单位来招工……”
我话没说完，他马上打断我的话说：“家里不谈工作的事，要谈到办公室去谈。”
我想既然已经来了，就一定要说清楚。我继续说：“是不是请你帮忙安排一个工作，无论什么工作都行，只要能养活自己，不再靠父母……”
他脸色由多云转阴，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把我从头到脚来回扫了一遍，用冰冷的语气说：“你看你这种人能有什么事可以做？”这种轻蔑的言词像针扎进我的心里。看我嘴一动，又想开口，他马上拦截：“你走吧。”他边说边快步往楼上走去，不再理我。
这时我产生了一种被人当做叫花子的感觉，顿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心中翻腾着苦涩之味……
就这样，我在家一“待”就待了五年半，直到1971年3月，一个小集体单位来街道招工，街道干部为我说了好话，我也托了熟人，总算进了这家小厂。电工、冲床工、模具修理工、装配工、质量检验员、仓库保管、统计、计量管理，杂七杂八我干过不少种类的工作。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家的情况才开始逐渐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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