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谢我的父亲。生活中他话不多，但关键时刻总是看得很远。看似不经意的话，其实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让我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依照自己的意愿追逐梦想。这使我变得独立而自信。自由给了我自立，自由加上自立给了我今天的人生。

　　我的童年是在内蒙古包头度过的，那里的教育水准相对落后。我父母都是中学毕业，但他们却很有意识地培养我和弟弟，使我们都上了很好的大学。

　　我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一直爱看书，也爱买书。所以我从小在家里能找到最多的东西就是书，尤其是苏联文学。我读书的种子就是那时萌发的。当时家里没电视，也没录音机，我闲着没事就看书。在书里我得到的乐趣，比做其他事情多很多。

　　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给我自由选择的权利。父母从来不干涉我该学什么、该做什么。他们只是照顾我的生活。我要买什么书，他们就给我钱。有一件事应该感谢我父亲。上初中时，父亲给我选了一所他认为不错的学校--那时还没有考大学的事儿。父亲之所以给我选这所学校，只因为他听说这个学校有很多从外地来的老师。父亲一直主张孩子不仅要读书，还要有见识。他认为外地来的老师能给他儿子课本以外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把我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了。正如我父亲期待的那样，在这所学校里，我遇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都是大学生，各有所长，只是由于"政治"问题被下放到包头。

　　例如教我语文的高老师，他曾是《工人日报》的主笔，非常有名，工资是其他老师的几倍。他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土地法专业的学生。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文革"中被下放到我们学校。在高老师的作文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可以不必写命题作文。有一次我拿到题目，写了一下午，一句话都没写出来。我就去找高老师 ："老师，你出的这个题目我实在写不出来。"高老师说："那就写你能写出来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我家窗前的一棵树》，有点鲁迅文章的感觉。这篇文章从一棵树写起，写这棵树见证的变迁，我与这棵树一起成长，它见证了我与朋友、同学的友情等等。没想到这篇没有按照老师命题写的作文居然获得了最高分，还被其他班老师拿到全校当范文宣讲，分析文章为什么写得好。这给了我特别大的成就感，而且悄悄点燃了我想读北大中文系的梦想。

　　我的数学老师更"神"。他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讲几何的时候，从来不带教具。上课只带五根粉笔就来了。画圆的时候，只目测一下圆心，然后一笔画成，没有第二笔。这个圆你看不出它的接头在哪儿。画三角，说画一个34度角，抬手就画一个34度角。有的学生不信，下课拿着量角尺到黑板上去量，果真是34度。连不爱学数学的同学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教我们生理卫生的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理卫生系毕业的。当时我上初三，听生理卫生课能听得入神，不是说我对各种器官感觉好奇，而是觉得人体竟如此神奇！因为老师讲生理卫生已经不光讲解剖了，他讲的是人体结构与生命整体及其运动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哲学色彩。

　　这些老师不仅讲课好，还都很有个性。他们做事追求极致，却没有一个评上过"优秀老师"。因为当时学校要求老师要坐班、要写教案。这些老师的知识全在脑子里，根本不用写教案。给我们讲课只带一个课本，课本上也根本没标注什么字儿。讲历史的陆老师南京大学太平天国专业出身，他天天把课本掖在裤腰带里。进教室后，他从裤腰带里取出课本，往讲台桌上一放就开讲，从来不看一眼课本。牛得很！这后来影响了我的教学方法--要讲的知识应完全烂熟于胸。

　　英语老师最令我难忘。他是学俄语的，没科班学过英语。他看我很有学英语的潜质，就在一次下课后把我留下来。他说 ："我教其他同学可以，但我看你是个好苗子，你不要跟我学了。你要学正宗的英文。"我说："我不知道上哪儿去学正宗的英文呀！"

　　过了一星期，他让我课后去他办公室。见了我，他从怀里小心拿出一个用破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烂了一个角的大唱片，黑色的胶盘，可以用手摇留声机放的那种。他说："王强，我是半路出家。你要想学真正的英文，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好教材。这是国外的。"(那时候听外国来的东西，有一种"反革命"的感觉，因为当时偷听敌台是不得了的事！)他告诉我那叫"灵格风"。上初三的时候，在内蒙古那个偏僻的地方，我第一次知道了英国 BBC 经典的"灵格风"教材。唱片是破的，可能是从收破烂的人那儿找到的。

　　我特别感动于老师的苦心。每天放学后，他就把我带学校广播站。广播站有一个手摇唱机。老师把团旗往窗户上一挂，谁也看不见；再把门从里面一锁，谁敲门也不开。然后他就挥汗一边摇着唱机，一边让我跟着唱机读。

　　我考到北大以后发现，英语专业50 个人中只有我说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因为我是按照BBC 学习的，一点都不含糊。

　　老师们的谦逊真诚，以及他们全情投入地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生态度，简直让我叹为观止，这直接形塑了我的人生态度和做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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