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到1965年的“克己育儿法”

　　1945年( 战后 )到1965年的20年间，日本从战胜国美国引入并普及的育儿法，就是“克己育儿法”( 自我抑制型 )。这种方法下，不依赖父母，要求孩子自立的倾向很明显。因为人们认为这对于抑制孩子的依赖心理，促进自立有帮助。

　　下边的例子是这种育儿法的典型代表。

　　“喂奶要规定时间间隔，孩子中间哭原则上也不给；尽量不抱孩子，背孩子，养成要抱要背的习惯不是好事；尽量不要陪他睡，让他一个人在床上睡；不要一哭就抱。这些对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是很重要的。如果育儿方式让孩子对父母有依赖心，对他将来的发展是不利的”，等等。

　　所以，除了充足的爱，在育儿上父母的凛然态度也是必要的。

　　当时的美国时代背景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战胜国美国的一切像美国理想的那样，人们对生活充满梦想，精神和物质都变得丰富起来。

　　在家庭里爸爸妈妈都很开朗，快乐的家里孩子们的欢笑声不断。

　　在美国，这个时代是家庭最健全的时代。

　　在这种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克己育儿法”正好警告人们，即使生活优裕，也不要放纵孩子，让他们任性。

　　不过，即使没有育儿书的指导，欧美的父母们都知道这句古谚，“如果你由着孩子，很快他就会让你哭”。还有，“孩子长大之前，不要给他们主导权”。这是欧美家庭代代相传的“育儿智慧”。

　　从古到今的经验，是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的“育儿智慧”，有它的分量。

　　这种克己育儿法在美国一直持续到1960年，那时美国的“自我主义”抬头，很多家庭面临“家庭崩溃”。后来，下一个时代来临，新的潮流风起云涌。

　　日本的克己育儿法

　　战后引入的“克己育儿法”培养出来的一代，现在正好是45岁到65岁这个年龄段。他们与被称为“出生率高的一代”有重合的部分。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采用了这种育儿法，有的家庭反对战争时期的军国主义、全体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方式更好。

　　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的育儿环境又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因为受到了美国社会巨变的影响。

　　1966年到现在的孩子中心育儿法

　　60年代后期，从美国引入的育儿书内容发生了巨变。最典型的是《 斯伯克博士育儿经 》。

　　本杰明 · 斯伯克博士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毕业以后，开设了小儿科，1946年在海军从军时发表了《 斯伯克博士育儿经 》的原始版《 Common Sense of  Baby and Child Care 》。其后，《 斯伯克博士育儿经 》几乎每10年改版一次，到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了39种以上的文字，成为在全球卖到了5000万部以上的畅销书。

　　该书的修订版在当时东京大学医学部小儿科的高津忠夫教授主编下出版了日文版。这是日本的“孩子中心育儿法”的先驱。

　　该书的内容显示了小儿科医生的特征，在如何照顾孩子方面写得情真意切，对孩子的心灵发育等投入关注，但是作为很少走出治疗室的医生，缺乏教育第一线的实证性和实践性，这也是该书明显的缺点。

　　尽管如此，吸引日本父母的是书中所提倡的对孩子的“温暖视线”，还有温柔的“体贴”。特别让日本人感动的是其中的“身体的接触和心灵的羁绊”等字眼。

　　原著中只出现在育儿室的字样，在日本却被制成日式英语“skinship”，把“亲子之间的爱和skinship”当做育儿的最重要事情在全国推广。

　　其后日本无视斯伯克博士的“绝不能做过头”的忠告，继续升级这种育儿法，不断搞出新的花样。什么都会做过头，这确实是日本人的缺点。

　　日本式的“孩子中心育儿法”不久成为世界少见的独特育儿方式。有下列典型特征。

　　“孩子一哭就抱起来，一想要奶就喂奶，喂母乳也是为了亲子之间的skinship。同时也要抱他，背着他，陪他入睡，只要孩子需要就为他做。让孩子哭会导致他欲求不满，是不好的。只要孩子不哭了，不用担心养成黏人抱的习惯”，等等。

　　这是日本“孩子中心育儿法”的核心部分。它并没有值得信赖的科学依据，只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问题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不得不迅速改变“克己育儿法”，因为那一时期美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60年到1970年，美国的年轻女性中有一种“自我主义”的意识抬头，不久其影响波及美国全国。

　　年轻的父母们认为与其一味照顾孩子，不如“按照自己的意愿过好只有一次的人生”。即使婚姻生活不顺，回答“为了孩子不应该离婚”的父母只占有孩子父母的30%以下，为了维持家庭而牺牲自己的美国人已经大幅减少了。

　　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间，美国的离婚率大幅上升。

　　当时，20多岁结婚的夫妇，3对中有1对以离婚告终。还有，年轻的妈妈中有30%是未婚妈妈。孩子中有20%经历过至少一次离婚家庭的生活。而且这个数字很快上升到40%。

　　美国的悲痛声音——“救救这些孩子！”

　　当时由于美国家庭的崩溃，家的消失，成为牺牲品的是孩子们。他们成为父母的累赘，命运十分残酷。

　　放任这些孩子不管、虐待、遗弃、放弃育儿等成了家常便饭，60年代的美国，虐童事件一年就超过5万件。

　　这些孩子从父母那里受到了深深的心灵伤害。随着他们的成长，有人开始“无理由的反抗”，“教室暴力”，“惯用麻醉品”，“抢劫”，“杀人”，“强奸妇女”等实施反社会的犯罪行为，或者称为犯罪者预备军，成了美国重大的社会问题。

　　家庭崩溃，放任不管，遗弃，虐待，放弃育儿等残酷的育儿环境下发生的暴行，被称为“美国式暴行”的典型。它也可以叫做“爱缺乏症候群”。

　　1960年在育儿上之所以有必要强调“父母的爱和身体接触”，是因为美国存在这种严重的社会现实。

　　为了启蒙父母，以孩子为中心的《 斯伯克博士育儿经 》等也受到政策性的关注。当时美国的8成家庭都常备这本书，可见状况非同一般。

　　不久，日本也受到了这种影响。

　　但是，60年代的日本，与美国的状况大不相同。美国的方法与日本的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对接偏差。

　　社会现实完全不同的日本

　　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正在育儿的父母是战中、战后社会混乱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在经济上还不是很富足，梦想着富裕的生活而默默地工作。

　　当梦想一点点实现的时候，他们不想再让孩子们经历自己曾经的贫困凄惨的生活。昭和40年代前半期，正好是日本进入经济高速飞涨的时期。

　　即使贫困，日本的家庭也充满了爱。

　　为了孩子，父母辛勤工作，宁可自己吃苦耐劳，也要让孩子丰衣足食，为了孩子甚至不离婚，从不会有令人难以容忍的虐待孩子的行为，未婚妈妈也属于极少数，大多家庭是这样的，并没有引入“孩子中心育儿法”的必要性。

　　可是，大多的日本家庭，照单全收美国的育儿理念。“是的，只要父母爱孩子，只要更多地进行skinship，孩子一定会成长得更好”，日本的父母们单纯地相信这一点。

　　“只要有爱，孩子就会好好成长。爱就是育儿的全部。孩子变得不良是因为父母的爱不够。”这么指导人们的日本育儿方面的人士，都没有考虑当时的日美社会现实的不同，原封不动地搬来美国模式，是美国的追随者。

　　当时的日本，一直在实行的“克己育儿法”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不合适的问题发生。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后来，日本在“爱与skinship”的标语下，不断追寻脱离现实的所谓梦想。以爱的名义叙述的，陶醉在“美好语言”中的育儿法，那就是无视现实的“孩子中心育儿法”。

　　现在，经过了45年，日本仍然越发强调这种育儿法，强迫父母们进行严酷的育儿劳动。但是，任何事情物极必反。

　　据日本一部分父母说，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和“过度干涉”都是很平常的事。

　　其后日本多发的暴行，正是父母这种“过度保护”和“过度干涉”下的“日本式暴行”。可以说这是“爱过剩症候群”。

　　现在日本少年的暴行从类型上说，是“美国式暴行”( 爱缺乏症候群 )和“日本式暴行”( 爱过剩症候群 )两种的混合。这是家庭育儿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因为家庭和父母的类型各有不同。

　　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重要的是认清区别。因为两者的对应之策也是不同的。

　　在日本，一提到少年的暴行就认为是美国式的“爱缺乏症候群”，批评“父母的爱不够”，“父母不关心孩子”，“父母放任不管”等等。

　　这未免偏向性太强了。

　　实际上，现在的日本由于“爱过剩症候群”而引起的问题儿童更多。而由于“爱缺乏症候群”出现的问题儿童只是一部分，过于强调这一点则误导了判断。

　　事实是，由于父母的“过度保护”或“过度干涉”，孩子变成了“动辄发火的孩子”，有的甚至断绝亲子往来。结果，父母管教不了，束手无策，最终放任自流，不再关心。

　　在日本，并非因为多数父母的不关心、放任态度造成“动辄发火的孩子”，但是，那些教育家却说是因为父母的爱不够，简单地告诉父母要“更多地爱孩子”、“更多地让孩子撒娇”、“更多地抱孩子”，这样的书简直太不负责任了。

　　就算满足了孩子的心愿，当时开心了，却助长了“自我抑制力的欠缺”或“任性”性格，事态反而更加严重。

　　正是这样的误导使得孩子们频频上演了“小1问题”、“班级崩溃”、“儿童暴力”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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