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早与母亲分离的婴儿向胎儿生活倒退，不能像与母亲待在一起的孩子那样进入运动、语言和言语生活，仿佛他还不知道自己在生存。为了明白这一点，就必须了解主体是通过什么程序实现其个体化的。

　　个体是什么？它是作为被其他同类认可、由身体皮肤界限确定的个体化客体存在的。然而有着独特经历、与他人经历不能相提并论的人也是一个欲望主体，也就是说，他生活在语言当中，并且只在与上帝的其他选民，即他认识并爱着、将他的生命变为一个欲望主体的那些人的关系中存在。当主体在两个生殖细胞中成形时，他是无意识的，在子宫中是无意识的，出生时是无意识的，在一生中他恒定存在，但有时还是无意识的。然而，他完全处在对欲望或反欲望语言关系的敏感反应和这种关系所留下的印象中，并且会对此保存记忆；这是他在子宫中与母亲同时感受到的，也是在父母对他的关系中与他们同时感受到的。至于肉体的功能运作方面，要维持他的个体化，则必须满足他肉体的基本需要(在节奏、质量和数量上)：呼吸，饥渴，睡眠，光明，运动等。与肉体个体化相关联的精神个体化是相互精神关系的产物，它要靠象征功能来实现，后者则居于大脑以及整个脑部所聚焦的全部机体。只有当一个人说出“我的……(我)……想要……”的时候(哪怕说得不完美)，他才是一个将自己视为个体的主体。当他说“我”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认同其肉体个体的主体了。但在这个阶段之前，他几乎完全融入了父母围绕他进行的一切生活体验中。这种个体化是相对于他的欲望以及欲望未获满足的失望的与主体同时形成的。是欲望和失望的交互出现，让他感到自我的存在。是欲望被延迟满足，甚至未获满足，使幼童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主体就是这样在肉体，继而在精神方面实现个体化的。他根据自己所缺的东西或者自己被拒绝的东西发现自我。被人拒绝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虽然可能，但别人对他表达了与他的欲望相对立的欲望。对于当初与大人相融合的他，我们可以说，其主体是在通过对别人愿望所说的第一个“不”实现其个体化时出现的。只要他一直是母亲的伙伴，母亲哭，他就伤心，母亲笑，他就开心，诸如我们看到的所有感应现象……就像大线圈中的小线圈对大线圈中通过的电流产生感应电流一样。只有二人不在一起时，孩子才会通过这给他带来的不安，意识到自己离开母亲“仍有可能生存”，但这种生存尚不能维持很长时间。因此，当孩子很小，尚不清楚自己是某对夫妻的儿子或女儿，也不清楚自己怀有欲望时，将他和母亲分开将导致其生病，因为他已经和负责其安全的这个人融为一体。从第一次对她说“不”开始，他产生了不愿完全依赖她的欲望。如果人们把他和母亲分开，他要么会生病并由此出现倒退，要么会承受此事，因为他把新的监护人当成了母亲用来应急的有机延伸或者变异替代品，但这个人将永远无法取代母亲。这时他会与自己的根发生精神割裂，永远失去这个自我，而且这个孩子早晚会在其世间生命中表现出一种根本性的不安全感。这正是目前我所担心的事。人们想帮助母亲们和她们的孩子，理所应当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帮助母亲们去工作，但在这么做的时候却不尊重精神交流赖以进行的象征关系。其中危险的做法就是在很早的时候突然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没有任何过渡地将其放入一个所谓更好的环境。这种做法会导致孩子患病，它使尚未获得个体化、在想象中仍属于一个整体之部分的主体倒退至胎儿生命状态：在托儿所，他属于婴儿群体，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是无名的，其生命只是托儿所满足某种需要的对象。在工作人员的变动中，他的欲望生命一直受到嘲弄；从这些人身上，他无法再找到与满足自己需要相联系的母亲的气味、声音和节奏。这种无用的监护让他厌倦。晚上，当母亲来接他时，他已经不知道她是谁了，也不知道自己对她而言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存”。每天晚上，如果婴儿没有感冒、鼻孔畅通的话，他首先是通过母亲的气味来辨认她的。但如果她见到孩子就扑上去亲吻他，他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辨认她，而是感觉她是一张想吞噬他的巨大嘴巴，就像他自己当天喝奶时的嘴巴一样。自此，他重新属于母亲，融入她的身体。以后，日复一日，早上入托，晚上被母亲接回家并且被她亲吻吞噬，这个孩子越来越没有使自己获得个体化的机会。这是一种目前正肆虐的疾病，它造成大批儿童不会说话和精神运动能力发育迟缓。他们身体发育良好，但缺乏好奇心和交流的欲望，依赖性强，缺乏爱心、游戏发明能力和友善品格。

　　当母亲晚上到托儿所接宝宝时，她不应该抱着他狂吻，而应该先和他说话。这就是我想告诉一些母亲的。为此，她们需要有强烈的愿望和真心的准备。离开孩子连续工作7至8个小时，这很艰难。开始时，她们很难接受朝夕之间失去孩子的事实；来托儿所接孩子时，她们在一群婴儿中马上就认出了他，那正是自己的宝宝，于是她们想用肌肤之亲来表示自己对他的柔情。但孩子翻着白眼，完全被吓着了，哭个不停，因为他不知道谁在亲吻自己。他需要时间来辨认母亲的气味、声音和节奏。因此，母亲应该推迟自己的亲吻，而是先给孩子穿衣服，和他说话，和保育员说话，然后带孩子回家。只有到了家里，在家庭环境中，孩子才会自己认出妈妈和所有其他家人。这时候母亲才可以尽情亲吻孩子，用身体和他亲热，如果她愿意的话。但倘若这些事做得过早，就会使孩子感到紧张：早上因离开母亲而紧张，晚上则因为她的粗暴、急不可耐的温柔而紧张。结果，为了少受痛苦，原本敏感的孩子表面上变得冷漠起来。他们任凭大人把自己当成一件物品对待，由此在几个月之后出现语言以及精神运动能力迟缓。口头语言、精神运动语言，这些都是儿童与其亲人建立起来的编码，不是随便和其他什么人建立起来的，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不是突然完成的。母亲在把孩子托付给一位新的友好人士时必须用话语为孩子进行心理准备，让他接受这个人。但为了更好地过渡，母亲同孩子在托儿所待上几小时并无必要。她需要做的是用行动和话语在孩子与其他婴儿之间、在她本人与保育员之间进行交接，而不只是将孩子在家庭与另一个环境之间进行交接。送孩子时，如果她进入托儿所(一些托儿所在头几次送孩子时有此要求)，她也要去照顾一下其他婴儿，似乎她自己也是一名保育员，并等一名保育员当着她的面给孩子换衣服和喂食之后再离开。此时她要向孩子解释：自己该去上班了，这些人都是保育员，她信任她们，让她们替妈妈照顾宝宝。如果这样做，那么即使孩子哭泣，这件事也不会对他的将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相反，他会比另一名一直到两岁都待在母亲身边、未曾与其他婴儿和成人有过交往的孩子更早觉醒。我们不能把有准备的、经过解释的临时分离造成的不快同系统化的突然带走孩子的做法相混淆。后一种做法所包含的语言意义就是“人人都是强暴者和绑架者”，它造成孩子根本无法产生同他们进行交流的欲望。孩子越像“物品”，他的痛苦就越少，越像家庭宠物一样不会说话，危险就越少，但这将使孩子无法发展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欲望，无法发展以配合性语言模仿形式存在的精神运动能力，即用面部表情和动作进行表达的能力。

　　西方最近三四十年出版的儿科著作曾让人相信，为了避免感情缺乏和神经症，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让母亲在孩子的整个童年时期与其处于共生状态。

　　孩子需要母亲照顾他的饮食，因为他自己无法去觅食。他也需要母亲照顾他的身体卫生，不然他就会被导致感染的微生物吞噬。所以他需要被清洗、被喂食(外部身体和内部身体)，以完整保存自己的身体，并使自己在与宇宙的关系中继续成长。但这种关系总是通过母亲(或者喂养他的人)而实现的。如果在婴儿出生后的头几天喂养他的不是一个人，他就会无所适从，因为他是通过嗅觉同这个人发生联系的。几天之后他也使用嗅觉(同身体的需求功能相联系，例如其日常食用的奶水及其排泄物的气味)，但如果母亲在照料他的同时不和他讲话，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取代母亲；事实上他是在缺乏语言的情况下自谋出路的，因为一个不具有他所熟悉的气味和食物的人所说的话不是对他说的；他不知道这些话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们是讲给谁听的。

　　第一种三角关系就是这样在子宫中形成的。这已被科学证实：胎儿只能听到低沉的声音，听不到母亲的声音，尤其当母亲的声音很尖细时。但他能听到母亲身边男性的声音。子宫中可听到的声音频率同成人高声对婴儿说话的频率是不相同的。胎儿能听到低沉的声音答复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像是他自己的声音(母亲的声音对他来说像是他自己的)。

　　托马蒂医生进行了一种他称之为“声音分娩”的实验，做法是让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听其母亲说话的录音。但这些孩子不会保存对子宫生活的声音记忆，因为在其生命的这个阶段，胎儿听不到母亲声音的高音部分。

　　在经常性的面对面治疗中，如果精神病患儿所信任的一名医生用仪器播放患儿母亲的声音(婴儿用耳朵可以听到的母亲的声音)，那么他在治疗中有可能感觉自己回到了生命的最初几天。这种技术剪辑可能与播放声音的治疗者结合起来，患儿通过移情关注于治疗者，由此被唤起其出生前后的声音氛围，但这是在今天的情感氛围中实现的。在某些情况下，他可以找回他同母亲在一起时曾经有过、后来失掉的身份。假如被治疗儿童与操纵仪器者尚未建立特殊的关系，那么托马蒂医生的这套方法毫无用处；随便找一个人或者一名实习生为患儿启动仪器，这不会产生任何疗效。

　　在我看来，在切断脐带时，对婴儿降世的迎接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我对目前医院产科病房中的做法十分担忧。

　　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曾在巴黎的一间产科病房里对我说：“看到以下的情况绝对让人感到可怕：母亲们被完全隔离起来，见不到她们的宝宝，除了那些哺乳的产妇，但人们鼓励她们放弃哺乳，对她们说：让孩子吃奶粉要好得多，没有危险，您不需要亲自照料，谁都可以做，您可以保持自己行动的自由……”如果孩子的父亲或家里其他某个人来看他们，人们就在探视时间把孩子抱来三至五分钟，然后又把他抱走，不让他留在母亲身边。在他们住院期间，母亲见不到孩子，不照料孩子，孩子不是呆在母亲的气味里，而是呆在保育室所有新生儿的哭闹声中，由气味、声音和节奏各不相同的雇员轮流照料。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许多儿童没有受到社会的迎接，甚至未被接纳到父母中间，连象征性的迎接也没有。

　　孩子的父亲可以要求在妻子分娩时在场，一些医院则要求他这么做，还有一些医院表示拒绝。

　　在一次圆桌会议上， 产科医生、助产士和产房护士参加讨论，并且照顾产妇者也可以和医生平等交谈我举出一名医生的例子［见《新生儿笔记》(Les Cahiers du nouveau-né)，斯多克出版社(Stock)。］。他居高临下地用“小助产士”一词来谈论一名比他年纪更大、很聪明而且精明的女工作人员：“那个小助产士”、“那个小产妇”……医疗权力只属于“接生”者。医生们的语言习惯揭示了他们的心态：“今天早上我让三名孩子生了下来。”当听到是医生使孩子出生而不是帮助女人生孩子时，所有人都会笑！词义的转移？的确如此。但这更是对担负产妇及其配偶和孩子治疗职责的医生的臣服！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可当场发现医生在偷换概念，因为不是他们，甚至也不是母亲在生孩子……是孩子自己来到世上。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为产妇服务的产科学的宗旨在于帮助孩子以对其自身及其母亲最无创伤的方式出生。但在产科程序之外，医护队伍的职责还包括对新生儿的社会心理迎接、对其与父母在行为和语言方面精神关系的尊重，以及对其族群的社会行政迎接，比如诊所或医院是否能够方便后者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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