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过度地关心自我必然会对家庭产生影响。的确，它首先解释了当今时代强调家庭以及家庭价值不断攀升的现象。这种价值的提升就像罗马门神杰纳斯(Janus)一样具有两面性。一面是颇为惬意的“茧居”，杂志经常吹捧它的好处，鼓吹家庭和家庭住所是最舒适的地方；另一面则显然更为怪异，比如“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他的家！”的惊呼就勾画出这副面孔的特征，那些试图为受父母虐待的儿童争取去别处生活权利的干预者常要面对这幅面孔。

　　这种要求引来的愤怒(让鸟住在鱼缸里或把鱼放到山毛榉树顶的提议恐怕也不会招致更坏的反应)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离开家，就无可救药”的观点如何强有力地统治着我们的时代。

　　“自恋文化”如何能解释家庭价值的提升呢？

　　如果我们承认自恋文化使家起到了双重作用，我们就可以用它进行上述解释。的确，它使家庭单元一方面成为个体的一种延伸，成为他的伪肢(在这一方面，杂志文章中也不断给予我们回应：“我，我的自我，我的配偶，我的家等”)；另一方面则成为一堵阻断外界尘嚣的围墙，防止其干扰自己修身养性：“有这四面墙和与我亲密得几乎成为我一部分的家保护，我终于能够独善吾身了。”

　　对家庭的这种特殊定位使我们明白，家庭价值的提升本应带来教育的对等提升，这是最高的家庭价值，但在这种背景下它实际上导致了相反的事情发生，即教育的倒退。这种倒退有着必然的逻辑： 教育的宗旨是引导孩子步入社会，向他传授外面世界流行的价值观，然而“自恋文化”却封闭了这个世界的大门……

　　实际上，社会规则如今越来越少地被传入家庭(小学教员不断对此抱怨)，好像人们一回到“自己的家”、“只有自家人”时，就可以为所欲为，包括做在外面不可以做的事。这样我们在接诊时不得不经常提醒一些父母，如果他们允许孩子在家里做这样或那样被社会禁止的事，那么他以后，尤其在学校将遇到最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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