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不再消极抵触，首先要认清：我们一直以来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并非真实自我的反应，而是不觉醒的产物。一旦觉醒获得深化，我们的消极反应就会越来越快地退却。也许我们依然会对孩子大吼大叫，但时间却从10分钟变成了8分钟。这是因为在吼叫的过程中，我们也突然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是多么地不觉醒。也许我们还会为孩子所做的一些事焦急，但我们不再精神紧张、急火攻心，整日上演情绪化的戏码；我们能够花一两个小时让自己安静下来，摒弃消极的反应，与焦虑共处，并冷静地观察它。

　　有些家长告诉我，他们曾在孩子面前情绪失控，希望我作出评判或责备他们。我没有那样做，反而向他们道贺。我说： “现在我们看清了你的‘不觉醒’是什么样子，这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这的确是前进的重要一步，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明白，他们的消极抵触和过度反应正是不觉醒的表现。能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我们需要时刻释放自己的不觉醒，毫不含糊地接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觉醒的父母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不觉醒，使它们最终成为医治心病的良方。他们懂得如何识别自己的消极反应，即便是在事后；他们不会惧怕直面自己的不觉醒。他们会在心里默念： “如果我受了刺激或泥足深陷，抑或被某种自负感羁绊，那么我可以把这些经验转化为有益的参照或帮助我的孩子转变。”

　　身为父母，我们总是凭借自己的本能、盲目地对孩子的言行作出反应，而不是先冷静一阵再选定最恰当的应对措施。往往还没等自己明白过来，我们就已将冲突升级了，不知不觉就在自己和孩子之间造成了负面循环。

　　我在工作中接触过一名单身父亲彼得，他曾同15岁的儿子安德鲁有过一段极难相处的时光。当时，这对父子的关系陷入了失调状态。安德鲁的表现是典型的青春期叛逆症：疏远父亲，只喜欢同朋友出去晃荡，上网聊天直到深夜，不做功课，功课不及格，吸大麻。

　　彼得对此大为恼火。在安德鲁更小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很亲密；然而最近几年，他们之间的交流只剩下了激烈的争吵。安德鲁一度要求搬到另一个州的祖父母家去住，但彼得不允许，因为他的父母年纪大了。日复一日，父子二人为了家庭事务和安德鲁的功课争吵不休。安德鲁每每谎称功课都做完了，其实他连碰也没碰过。

　　在一个格外不安的夜晚，彼得怒不可遏。他威胁说再也不同儿子说一句话了，随后便冲出了家门。当时，他躁怒地绕着自家的房子走着，并打电话给我：“我没辙了。这孩子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不尊重我的言行。瞧瞧，我什么事都替他着想，他对我却只有厌恶和挑衅。他丝毫不愿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再也受不了他这样对我了。如果他不想做我的儿子，那就随他去。我将停止一切努力，我也可以像他那样什么都不在乎。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体贴耐心了，我不干了。”

　　彼得没有察觉自己正处于一种消极抵触的状态，他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当我们结束通话后，他直奔安德鲁的房间，一把拔掉电脑插头，将电脑摔在地上。安德鲁表示抗议，彼得打了他的脸，并说自己简直后悔把他生出来。

　　彼得的经历是无数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都曾遭遇过的。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父母做出这样的举动情有可原。可是别忘了，冲突的种子其实在多年以前就埋下了。最初，父子二人只是存在意见的冲突；后来，父亲的掌控欲升级了，演变成了父子关系的一道创伤。

　　情绪的波澜、对儿子动机的主观判断，以及对自己权力的缺失感，这一切让彼得深深困扰，终于借着一个导火线爆发了。出于自身的权力或控制欲，我们爆发了出来。我们事先没有问过自己：“我的孩子需要些什么？哪些是迄今为止我还没能给予他的？”这位父亲长久以来都没有倾听过儿子的心声，所以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安德鲁有可能使彼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看到了自己多年努力却无法克服的不足。也许彼得太执著于自己的控制欲，所以儿子一旦同他的期望有所偏离，他就不能忍受。也许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不能容忍安德鲁的缺点。也许他发现安德鲁是自己身为人父的一面镜子，让他想起多年前与安德鲁的母亲离婚，所以心怀愧疚。无论潜藏着什么样的动机，彼得显然认为这一切都是针对他自己的，于是作出了自负感驱使下的举动。安德鲁同其他孩子一样，不费力地继承了父亲的问题——同真实的自我失去了联系。

　　彼得对儿子的言行作了许多解释，但所有的解释都是主观的。其中包括：“我儿子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儿子不尊重我。”“我儿子存心挑衅。”这些都无益于提升彼得和安德鲁的精神状态，然而我们对不良状况的反应往往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带着抵触情绪主观地解释他人的行为，就很可能陷入气恼之中而无法自拔。如果我们平和客观地解释事物，就不会遭受负面情绪的困扰。彼得的解释缺乏客观，对儿子行为的关注也缺乏公允的态度。他对儿子的解读完全不包括：“我儿子在遭受痛苦，需要帮助。”“我儿子其实是在呼喊求助，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我儿子正在经历身份感的疑惑，此时他需要我的耐心帮助以渡过难关。”相反，彼得的解释使他对儿子的行为产生了强烈的抗拒心理，从而无法抓住本质、就事论事地去应对。如果我们能抓住本质应对问题，那么不仅会带来接纳心，而且会真切地对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尊敬之心。

　　对他人言行的解释发生在一瞬间，那一刻我们会决定某件事是否同我们的自负感相一致。只要生活能满足我们的自负感，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而一旦事情不合己意，自负感受到深层的挑战，我们就没法泰然自若了。所有的问题都涉及我们对事物的解释。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有可能对周围的事物作出主观的、抵触的解释。最糟糕的副产品就是，孩子会认为我们的情绪是他们造成的，因此他们会产生负疚感，甚至会感到自己没有价值。接下来，他们会对我们消极地抵触。有一点很关键，我们得认识到，这个公式的源头来自我们对他们行为的解读。

　　我们的孩子并不打算刺激我们，他们只是表现出了真实的自我。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中，某一方受到刺激而发作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不要责怪自己或他人。然而，我们有责任检查自己的不觉醒，从而阻断这种消极反应。我们之所以会进入盲目的不觉醒状态，是因为我们没有控制好情绪，于是在应对孩子的问题时也变得像个孩子。

　　受刺激而发作的现象同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扮演息息相关。比如，也许我们会告诉自己：“我应当享有更多尊敬。”如果我们将孩子的行为解读为不敬，我们就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发作一番了。那些对我们表现不敬的人立即会招致我们自恋式的愤怒。我们会对自己说：“我比他认为的强多了，这家伙怎么敢这样对待我？”

　　要是我们能理解自我解读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就好了。

　　想知道我们的观点可能扭曲到什么程度吗？看看下面这个例子吧。一位年轻美丽的妇人15年来一直远离家人。最后，家人决定安排一次聚会。在聚会的前夜，这个妇人做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梦，梦见家人正在进行一场决斗，这显然把她吓坏了。在决斗过程中，她缓缓地靠近。突然，她意识到他们都没有拿刀剑。“哦，”她想，“他们不是在决斗，而是在跳舞！”从梦中醒来，她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渴望着和解。那一刻，她发觉如何解读现实其实可以由自己选择。家庭团聚成了关键的契机，她可以借此医治自己的精神世界。

　　自负感作祟的第一个诱因是：我们用主观、抵触的心理去解读一件事。拿孩子来说，一旦他们“不按计划”行事，我们首先作出的解读是：他们错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忽视我们的权威。但我们却看不到，恰恰是我们的解读导致了事情的不和谐发展；我们也看不到，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感受到了某种威胁。

　　我们之所以会身陷此类冲突之中，是因为我们拒绝面对真实的现实。我们把过去经历的阴影投射到当前的情境中，导致内心生出巨大的焦虑和恶性的恐惧。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下，我们会忙不迭地作出评判。因为我们想要安慰自己，让自己觉得好歹还能做些什么，殊不知在此情形下作出的决断只会损害所有的人。因此，由于弄不清狂躁和“有针对性”之间的区别，我们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戏剧冲突。

　　再回头看看彼得和安德鲁的例子。对于儿子的叛逆，彼得如果能认清其本质，那会是什么结果呢？如果他不对儿子的行为作任何判断和解读——最关键的一点是让自己置身事外——就能化解僵局，获得更多的内心空间，在应对儿子的时候也会更加灵活而有创造性。当我们腾出内心空间的时候，就能发现鼓励孩子的新方法；比起以往的“战斗”，它们会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需要“做点什么”的想法，把我们同创造力割裂开来。结果，生活就变成了父母同孩子之间的对垒，这是自负感作祟的产物。

　　只有在面对现实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开放、坦然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状况。一旦冲破了沉闷的主观判断，我们就能够就事论事地判断事物，而不再依靠不觉醒的臆测。我们越是客观地接受现实的本来面目，少将自己遇到的事情归结为“善与恶”，就越不会去事事解读、事事担心。如此一来，孩子即使发脾气，我们也不会由于受刺激而发作；即使我们纠正他们的行为，也不至于将自己以往的愧疚、恐惧、不信任宣泄给他们。

　　当我们允许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抱有各自的情绪，而且能做到同他人的情绪和平共处，也就实现了对情感、情绪的接纳。因为我们已经明白，情绪仅仅是情绪而已。这样我们就看清了生命光谱中的每一种颜色。我们身在其中，再也不需要狭隘地规定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或者哪些是“我”、哪些是相对立的“你”。生活太丰富也太复杂，所以很难套用那些条条框框。人本身也是复杂难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