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后”“八零后”家长们看世界的方式变了，他们对孩子教育的需求也变了。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教育是我国极少数仍保留着高度计划经济特色的领域。这就使得我们忍不住去探寻，别人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别人的教育到底好在哪里？

　　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

　　在我们采访了以上家庭后，发现处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家庭，父母事业有成，他们有着突出的独立思考能力，对社会机制的改良有着较高的要求，对中国学校教育的观察和反思也多。当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发展的商业社会里时，家长们希望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多元化然而多年来变化不大的公立体制教育，显然和社会需求脱节。

　　如果从根源上分析，我们现有的公立学校教育体制，承袭了苏联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向苏联学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在这场自上而下的运动中，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向苏联模式的学习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或批判。运动之始，尚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理解，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有怀疑有保留，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向专家提出质疑。

　　但这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批判，做了检查。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了。学习苏联由不自觉逐渐变成自觉的行动，所谓“全心全意向苏联学习”。

　　苏联教育理论曾经反映在多种中文的翻译著作中，中国教育界学习的主要是凯洛夫主编的1948 年版的《教育学》。中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逐章逐节地进行学习。因此形成了所谓“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影响我国教育理论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至今仍有它的影子。比如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凯洛夫认为：“教师本身是决定教学培养效果之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虽然他也主张“学习是学生自觉地与积极地掌握知识的过程”，但是他又认为，“教学内容、方法、组织之实施，除了经过教师，别无他法。”因而确定了教师在教学中的权威性、主导性。这一条被我国教育工作者牢牢地掌握，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道尊严是一致的。但是过分强调教师的权威性，使得学生被动遵从，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甚至被剥夺了个性与想象力、创造力。

　　苏联式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学科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相对立的。在苏联教育学的影响下，我国也开始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对杜威的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经验论等一系列的哲学、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1951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汇集成册出版。1956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元晖著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一书。后来又发展到对陶行知“生活教育”、陈鹤琴“活教育”的批判。

　　实际上，在20 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中，崇尚尊重儿童的西式教育已经经由留学生的推动，在中国开始了教育实验。1918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的陈鹤琴回国发展，后来他成为中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是我国第一位引进西方教育的先驱者，与陶行知、张宗麟等一起推动中国的儿童教育。

　　陈鹤琴认为，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是固定的，教材是呆板的，教师只是一节一节课地上，学生只是一节课一节课地学。这样的读书只能造就“书呆子”。鉴于传统教育的严重弊端，唯有提倡“活教育”，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活教材”。 陈鹤琴所谓的“活教材”是指取自大自然、大社会的直接的书，即让儿童在与自然和社会的直接接触中，在亲身观察中获取经验和知识。他把活教育的内容具体化为“五指活动”。即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其目的是培养儿童理想的生活。

　　陈鹤琴提出了17 条教学原则，即：1。 凡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2。 凡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3。 你要儿童怎样做，你应当教儿童怎样学；4。 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等。这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具有比较一致的内核，比如杜威强调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等。

　　今天，我国的教育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多次改革，但苏联教育的影子仍然随处可见，再加上中国自古教育思想过于强调“尊师重道”，教师仍然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权威，而教师又因为身处严格的考核之中，最终将分数作为统一标准来衡量性格与资质各异的孩子。苏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将我们的教育变成了流水线工厂，在改革开放30 多年后，教育是我国极少仍然保留着高度计划经济特色的领域。这使得我们不禁希望去探寻，我们的教育模式到底出什么问题了？西方的教育，别人的教育，到底又好在哪里呢？

   本文由北京加博智业文化授权摘自《别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