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一代人，教育观念就如此隔裂，或者我们得梳理并理解何以至此。

　　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教育史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教育发生变革的一个契机，改变的不仅是建学校和入学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对儿童在教育中地位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儿童是什么？他应该以什么方式接受教育？这是贯穿西方近现代教育史的两大问题。对西方现代教育影响最深刻的是由杜威、蒙台梭利等教育思想家在20 世纪中期做出的探索和回答。虽然他们提出改革基础教育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核心观念都是一个——孩子是教学的中心，教育应该在尊重儿童的人格和天赋的基础上进行。这两次运动奠定了儿童在现代教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教育重心开始由传统的教师为中心向儿童转移，如何学比如何教更加重要。

　　我应该是多少接受了这种观念的家长——这是我跟我父母那一代人最大的不同。在和自己孩子相处的五年多时间里，我体会到了“尊重孩子的人格和天赋”在家庭教育中的实践效用：成人通过退让，为孩子留出更多属于他自己的成长空间。即便现在还没看出在发现自我上有什么惊人的进展，但确实在亲子关系的亲密和信任上得到了一点回报。

　　成人对孩子的耐心和宽容，让孩子感受到尊重，他会用更合作和更体谅的态度来回报这种感觉。但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实践其实非常艰难。真正和孩子能平等和谐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数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成人只有偶尔才能体会到权力运用得当、不动声色控制场面的甜美时刻。虽然分寸感极难拿捏，但我相信有相当多中产家庭的年轻父母，正在自己从小就接受的威权教育观念和西方舶来的“孩子才是教育中心”的精神产品间，磕磕绊绊地寻找着教育孩子的平衡点。

　　但当我们的孩子要离开家庭，进入到一个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庞大教育体制中时，传闻中的学校教育与我们正在摸索着实行的家庭教育之间有很大差异。卢梭曾经说过，如果几种教育在一个学生身上相互冲突，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好，而且将永远不合他本人的心意——这也是我对即将入学的孩子的担忧。

　　如果站在西方教育史的角度，我的这种担忧或许是一个眼界狭小的家长操之过急的紧张。观念与社会现实的差距，在儿童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对儿童新的认识从提出到为普通人接受，再到为传统的学校教育所采纳，通常要经过上百年的时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张斌贤是研究西方教育史的学者。他告诉我们，西方最早对儿童的认识与中国古代哲学“人性本恶”的观点相似。按照西方基督教和新教的传统意识，儿童本性是邪恶的，因此天生不能被信任，必须用各种规则加以规范训诫，甚至不惜用暴力来约束、教化他天性中的邪恶。直到13 ~ 15 世纪欧洲大陆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社会才开始改变对儿童“人性本恶”的看法。在张斌贤制作的课件中，有两幅对比鲜明的画作用来说明西方近代教育开始时，社会对儿童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幅画是在宗教圣庭之上，一个孩子端坐在圣母的膝盖上，两人都端坐直立，神色严肃，显得疏离冷漠；另一幅画的背景则换成青翠的田野，一位母亲怀抱着婴儿，孩子白净壮硕，两手热情地钩住母亲的脖颈，画面温暖动人。这两幅画以画家对儿童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代表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精神的对比——儿童不再是刻板邪恶的象征，而是美好和富有生命力的。

    本文由北京加博智业文化授权摘自《别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