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被过度保护这个话题，不仅在国内亲子教育界是个热门话题，事实上，美国父母也同样关心这个话题。一位美国父亲认为，自己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安全和独立方面做出平衡。
几个星期以前，大儿子的学校参加了全国步行骑车上学日活动，所有的学生都和老师在学校一英里以外的停车场汇合，并在警察的护送下走到学校。我们生活在一个新英格兰小镇，周围都是农场和森林，只有一条繁忙的马路通向镇中心。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节日，让孩子们步行上学，当然，这个过程必须精心设计。
早些时候，马里兰州的一个家庭因为让6岁到10岁的孩子独自从家里步行到一公里以外的公园而上了报纸头条。地方警察带他们的孩子去了儿童保护服务机构。
祖辈们疯狂快乐的童年一去不复返
我儿子的童年和父亲的童年太不相同了。爷爷甚至怀疑我父亲能不能熬过18岁生日。那时他高中毕业，从两层楼高的树上摔下来，摔折了胳膊；他撞破了玻璃门，伤口极深，而且就在眼睛旁边，医生都无法确保他们是否能够安全地缝合好伤口；他骑着自制的推车从一个陡峭的山坡冲下来，差点撞死一头牛；他把脚卡在一罐高温油里，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
父亲的冒险故事已经成为家庭传奇，在节日的餐桌上被反复讲述。不过这些故事掩盖了父亲童年的一些真实场景。大多数时间，尤其是在夏天，父亲可以匆匆地吃上几口饭，然后花大量的时间在室外探索、玩耍，并搞一点没有那么危险的恶作剧。
为人父母之后，我一直非常惊讶我们的文化如此限制孩子的活动自由，我也惊讶于对于孩子和危险拥有那么复杂的情感。2013年一篇来自《Orion Magazine》的文章中，作者Jay Griffiths认为，一个规避风险的社会不仅仅是当今诉讼过滥时代的结果，对于我们所养育的孩子也具有深刻的个人意涵与政治意涵。“身体自由……形塑了孩子们用身体与心灵学习成长的各种自由，”Griffiths写道：“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身体展现出勇气，他们也学习道德勇气与政治勇气——拥有独立的思想，这都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规避风险的社会
马里兰州那对因为让孩子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在住家周边闲逛而上了新闻的父母，被称为“自由放养父母”，而华盛顿邮报将之描述为“和时刻处于超警戒状态的‘直升机’父母相对立，这种父母的孩子被允许逐步拓展极限边界，做出自己的选择，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探险。” Griffiths并没有使用上“自由放养”这个词，但是在他的文章里也有所提及。“规避风险型社会，拒绝危险或任何与危险相关的东西，这种社会不仅令人讨厌，而且从概念上看也是充满恶意的，”他写道，“它与孩子在机会与危险中寻找内在联系的本能相左——因为这样的话，孩子们的探险根本就无从开始。”
我被“自由放养育儿观”背后的价值所吸引，但是我又觉得事实与理想相去甚远。尽管我的童年没有父亲那么的疯狂，我依旧拥有很多愉快地探索房子周围的田野与森林的经历。我从二年级开始就独自步行一英里去上学，而且常常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在父亲的木材店里制作复杂的装置。
不过，十几岁直到成年，我当了好几年的营地辅导员，对于这项工作有严格的安全规定。所有的游戏都有规则，所有的活动都有限制。后来，我被训练成为荒野第一响应者，从事野外保护和布道建设项目。那些工作都远离城市，不小心用错了锯子或者其他林业工具都可能会危及整个项目。我们曾经情景演练最糟糕的状况，由教官扮演彻夜的医疗救援行动——当时的强度我现在想来都仿若昨天。
现在，身为父母，看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拿着棍棒挥舞，我能感觉这些年的训练又重回了我的身体。我不得不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老想着让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确保安全。
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大儿子从高处向下跳跃，或者差点要掉出游乐器材时，我能听到陌生的声音在心中咆哮：“当心！”“安全第一！”或者他3岁的弟弟摇摇晃晃地跟着他想要够攀爬架时，我会马上冲到他身边，从来不会让他学习如何应对掉落。
当我进入营地辅导员模式，我的妻子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我的脸。她十几岁时就是公共海滩的救生员，所以她理解这种多年后依旧想要吹起哨子的冲动。不过我妻子也去了进步小学，这所“实验学校”坐落在大学校园里。她一年级的时候选修了木工课，到了六年级，她会使用台锯、钻床、车床等工具。她喜欢与这些电动工具共处的日子，她惊讶于这是多么的自由。
她依旧还记着孩子们学习使用那些工具的安全歌曲：“试试角尺，试试角尺，试试锉刀，试试刷子！短锯、钢锯、粗齿锯，刨床！”那种自由的感觉和看不见的引导和支持糅合在一起。
新时代父母在安全与探险中寻求平衡
育儿总是充满了妥协和矛盾。对于我而言，一方面我希望能够发展孩子发展野外探险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又想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已经认识到，在儿童游乐场里也同样存在这种危险与安全之间的张力。但是在监督之下存在着创作的自由空间，就像我妻子在小学的木工课里所习得的一样。
Erin Davis在北威尔士摄制了一组关于冒险乐园的纪录片，称之为“大地”，它由从混乱的垃圾场和令人称奇的棚户区里收集来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材料做成。Davis指出，不同之处在于，所有这些乐园都表明了“危险与游乐之间积极而必要的关系”。
乐园里装满了各种原材料——木材、金属、轮胎，隧道和管道——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对它们进行改造，打造成他们觉得合适的景观。冒险乐园雇佣那些受过“游戏工作”训练的成年人，他们引导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在美国，你能在伯克利、费城以及纽约州的伊萨卡看到这些冒险乐园，而且这些乐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年前的欧洲。
2014年The Atlantic杂志上关于“过度保护孩子”的一项调查中，Hanna Rosin采访了研究“危险玩耍”的儿童早期教育学者Ellen Sandseter。Sandseter确定了几种危险玩耍——喜欢探高、使用危险工具以及喧闹打斗——并认为这些行为对于儿童发展有重要作用，它们能够帮助孩子察觉自身的限度，而不是从外在强加于他们。当孩子们确定自己的限度，产生焦虑、兴奋或者不按的情绪，他们会掌握这种情绪并与他们的环境进行谈判。
“成长是一个管理恐惧并学会做出稳健的决策的过程，” Rosin写道。但是，作为父母，我们如何能够控制住激烈的本能，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伤害呢？当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骑着车冲下山去，或者在公园里自由地探索，我能够感到我心中的直觉。我们如何决定什么时候该喊出来，什么时候该闭嘴呢？
即便是逻辑和统计数据都告诉我们，过度保护孩子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安全，我们的这些担忧依然存在。这些担心是本能的，是直觉的反应。
当我们把这些经验拿走，我们其实在短期的安全和长期的经验之间做取舍，在我们的控制和他们的判断之间做取舍。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是非黑即白的，如果我们放弃了秩序，最后就会陷入无序。如果我们放弃了控制，我们就会陷入混乱。
控制的反面，应该是教会孩子自我控制
但Jay Griffiths说，我们完全搞错了。“秩序的反面是不是混乱，是自由，”他写道。“最深刻的是，控制真正的反面不是混乱，而是自我控制。”
即使我相信这是真的，它也没能够让放手变得更为容易。我知道探险的好处，但是父母的本能植根于我内心。我正慢慢学会的是，听从大脑的声音——但并不忽略我的心——我能给孩子一定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做出决定。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挑战自己的极限，从而让孩子找到他们的边界。
我的大儿子，最近刚刚7岁，他开始实施硬纸板工程。家里的空盒子无一幸免。他用纸盒子做出了鸟笼、过山车、纸屑大炮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最近，我看到他挣扎着用儿童安全剪刀剪厚厚的纸盒子。钝钝的刀片只能勉强让瓦楞纸板变弯曲。
我在床头柜找了一圈，找到了我小时候的一把瑞士军刀。我都忘了我父亲在我多大的时候给了我这把刀，不过他在红色塑料里刻上了我的名字。那是他把所有权赋予我的方式。我不需要经得他的同意就可以使用它：我也不需要有监督。
我把军刀给了我儿子，并告诉他现在这是他的了。我教授他如何安全地使用刀片，让他练习如何掰出刀片再如何折回刀片。他看到军刀里所隐藏的各种工具，兴奋不已。啊！一个牙签！看！镊子！
他小心地用刀片切开瓦楞纸片，似乎正在开辟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我在几步之外看着他，抑制内心的冲动不要老去提醒他要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