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二胎

　　等待“二胎”

　　他们是一群梦想生育二胎的人，这个梦想很卑微，但他们却无法实现，尽管即将施行的“单独二胎”新政为生二胎放了一个小口子，但他们不是“单独家庭”，不合政策条件。他们只能在等待“二胎”的煎熬中继续做梦……

　　记者_郭丽萍 广州报道

　　生两个孩子，是她的梦想。

　　严琳是一个9岁孩子的母亲，为了留下肚里意外怀上的另一个孩子，她考虑过给儿子办残疾证，试了假离婚，提出辞职，但还是没能突破计划生育的森严 壁垒。她和丈夫体制内的身份，那份“好听”、越来越多人挤破脑袋企盼的工作：公务员，在关键时刻，反而成了绑架她、挣脱不了的隐形绳索。

　　计生人员威胁，领导辱骂，最终连家人也没与她站在同一边。这个母亲不明白，怀孕这件很美好的事，怎么却成了一场噩梦，自己只不过是想生个孩子，怎么被当成了罪人。

　　在严琳被迫引产肚中已有明显胎动的孩子21天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那只大手将二胎生育权的大闸门抬起一道缝隙，将单独家庭放了出去。但严琳和许许多多等待生二胎的非独家庭一样，依然被挡在门的这一边。

　　戈多，始终没有出现。

　　想生二胎的人

　　2013年的夏天，再次发现意外怀孕时，34岁的严琳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严琳心疼孤独的儿子，想生个弟弟或妹妹好让他有个伴。她和丈夫都出生于计划生育全面实行之前，严琳有个哥哥，她的丈夫也有弟弟和妹妹，他们都庆 幸体会过家里人多热闹的氛围，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照应。但是到了自己儿子这一代，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使得邻里年龄相近的小朋友都少了，到了周末或假期，儿 子连一起玩的伙伴都没有。

　　另外，严琳的哥哥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至今未婚，以后结婚生子的可能性也很小。严琳的父母觉得，如果她能再要一个孩子，也算是填补这个遗憾。

　　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严琳也觉得自己在育儿方面更有经验了。夫妻二人工作稳定，经济上不算特别富裕，但也承担得起再生一个孩子。年龄在一年年增长，已经不容许她再多地犹豫、等待。

　　让许多与严琳相似的家庭生二胎的想法更加迫切的，是对“失独”这个潜伏的幽灵的恐惧。独生子女家庭被认为是在走钢丝的风险家庭。人口学者易富贤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算，1975年到2010年间，中国产生了约2.2亿个独生子女家庭。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约有4%的孩子在25岁之前死 亡。到2035年，这2.2亿个家庭就有近千万家庭不幸遭受失独之痛。

　　33岁的董民诚，有个6岁的孩子，也是一位走在钢丝上的父亲。失独对他来说，不只是抽象的数据，而是身边真切的悲剧。一位亲戚唯一的儿子在大学 毕业之际，患白血病离世。这无异于整个世界的坍塌，夫妻俩都崩溃了，他们的状态没法用“活着”来形容，只能说“还没有死”。这位亲戚一听到鞭炮声就哭： “孩子在的话，也该结婚啦，咋就没了。”而他的妻子更是不停念叨“宝贝哪去了，宝贝哪去了……”

　　董民诚的父亲不相信宣传标语所说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地震、三聚氰胺、疫苗、幼儿园门口的凶杀事件、教师虐童……各种天灾人祸，随时 可能夺去独生子女家庭的唯一寄托。伤亡严重的2011年丰县校车事故，离董民诚家不到8公里。他希望董民诚生两个孩子，使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大一些。

　　“没有世外桃源”

　　但在得知妻子意外怀孕之后，严琳丈夫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不能要。”

　　身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他深谙，体制内的人违反计划生育后果更严重。他们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超生”不仅要交一大笔社会抚养费，还将意味着被“双开”。这个群体仰赖体制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同时又被体制牢牢束缚，在计生政策前没有反抗的余地。

　　早在2004年生完第一胎的时候，严琳就被要求“上环”。那时候，她还是一名老师，学校里负责计生的工作人员频繁地给她打电话。虽然《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里并没有关于“上环”的规定，但现实中，“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却近乎强制规定，与之后的一系列重要“证明”、新生儿户口登记挂钩，甚至被一些 地方的计生部门列入考核指标。耐不过每个月一次的催促，在生完孩子半年之后严琳上了环。

　　但是，严琳遇上了她原先所顾虑的一系列副作用。严琳原以为是生完孩子之后的妇科炎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得不频繁地去医院，找过中医、西医，服下一帖帖的中药，却一直没见效，直到2012年取了环。取环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有单位书面证明体质不适合戴环。

　　在严琳夫妻考虑生二胎的可能后果时，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蔡智奇已经被告知，有人举报他违反计划生育生了两个孩子，校方要求他尽快自动离职。 2013年11月19日，蔡智奇正式接到华南理工大学人事处《关于给予蔡智奇开除处分决定》的通知书。蔡智奇给学生写了一份公开信：我已经被剥夺了当老师 的权利，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你们的老师了。在华工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也一度被校方要求退学。

　　就在蔡智奇居住的教师公寓楼下，贴着一份街道办的《举报计划外生育怀孕有奖》，奖金最高达3000元。有不满的人对此作了回应，在告示的显眼处画了个大圈，里面写了两个大写字母：SB。

　　2007年，蔡智奇作为留学人员前往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陪读的妻子在美国生下了大女儿。回国前，妻子意外怀孕，在回国后的2010年1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近些年，在蔡智奇的身后，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家庭纷纷远赴境外生育，入当地籍，以规避计划生育政策。但深圳等地已经出台计划生育新规，将这种情况定性为“超生”。

　　蔡智奇认为他与这些人不一样，他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她的大女儿是美国籍，不占用出国前获得的生育指标。而且，2002年国家计生委印发的《出国 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中提到，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不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 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而且，12月初，蔡智奇向校方提交了申诉，不过，一个月过去，他还未收到答复。

　　意外怀孕之后，苦恼、矛盾的严琳试图寻求网络的帮助，她加入了一些因想生二胎这个共同诉求而集结起来的QQ群。在那里，严琳第一次认识了几个近些年积极呼吁停止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政策人士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易富贤。

　　医学出身的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他从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并在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之后，系统反思和批 判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年，易富贤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花费在人口研究上。他一直通过电子邮件给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资料，希望通过法治的途径 停止计划生育。

　　严琳看过他的博客，开始试着给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经历。易富贤收到严琳的邮件后，将她的经历发到了微博上。不少网友质问：如果真的这么在意孩子，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体制？

　　严琳不是没有想过辞职生孩子。但她不可能在家做全职主妇，而北方这座小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像样的企业特别少，她这个年纪的人再出去找工作很 难。计生部门的人还威胁，即使她辞职生孩子，她老公也会被开除。生二胎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约13万(当地普通公务员一年工资3~4万)，是笔不小的开 支，而且以后两个孩子的负担将更重。

　　易富贤回应那些质问严琳这类体制内家庭的网友：“即使离开体制，计划生育仍然是基本国策，没有世外桃源可逃。”为了生二胎，易江的妻子在怀孕前 提前辞去了公立中学老师的工作，在2009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个逃离体制的家庭，依然没有逃出计划生育的掌心。除了被要求缴纳近5万元的社会抚养 费，2012年易江在一家国企准备办入职手续的时候，因为“超生”，最后只能签第三方合同，成为“临时工”。因为触碰计划生育这条红线，他还失去了申请积 分入户广州的资格。

　　另一位长期反对计生政策的人士杨支柱，正在筹划写一本书，叫《一百个人的被计划生育经历》。介入2012年的陕西镇坪强制堕胎事件之后，他的生活多了一项新内容：接待计生受害者，为他们介绍律师和记者。而这些人里不仅有体制内的人，也有体制外的人。

　　蔡智奇已经请了律师，准备打官司，他已经有心理准备，知道这条路会很难走。杨支柱告诉他，法官得听县领导的，县领导的乌纱帽又被计生这条线管着，很多都不立案，即使立案了，就他所知的案子都输了。

　　一票否决制

　　在省重点中学老师董民诚工作的城市，三年前有两对夫妻因为计划生育被开除，同时两位中学校长、一位教育局的科长受牵连，被调离工作岗位。董民诚 所在的学校对计划生育一直查得紧，育龄妇女一年复检4次，以确保没有超生二胎的可能性。他的妻子不忍心丢掉工作，也不希望因为自己，让无辜的领导、同事受 牵连，所以他们一直在想生但不敢生二胎的路上徘徊、等待。

　　这就是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多年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严琳几乎考虑过所有可能保住肚子里宝宝的方法。她曾留意到，周围有一些同事、朋友，通过各种方法拿到专家或医生鉴定，做假病历，给小孩办残疾 证，从而拿到二胎准生证。不过这个过程很复杂，她已经来不及走这条路。在网上搜索“公务员怎样才能生二胎”的过程中，“假离婚”三字进入视野。

　　严琳决定铤而走险。她与丈夫俩反复讨论、争论了两个月，在2013年8月办了离婚手续。第二天，严琳花了15000元和一个雇来的未婚男人登记结婚。不过，这一切都是形式，严琳跟丈夫还在一起。

　　不过，严琳在事后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事情根本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中国的计生政策之严格，让她惊讶。

　　申请二胎证时，计生部门要求严琳出具民政局开具的关于结婚、离婚、再婚的时间。因为离婚和再婚的时间隔得太近，而体检的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严 琳被列为“高度怀疑对象”，因此申请二胎证被拒绝。严琳从工作人员的口中了解到，不只她一个人在走这条路，被查出来的就有好几起，其中就有当地国企的职 工。

　　“他们像敌人一样对待我们，严格审查。”严琳说。计生部门的人到家里、到单位调查，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结婚，有没有办酒席，还到严琳丈夫单位调查是不是真离婚。

　　真相很快暴露，噩梦开始了。

　　以“审查办案”自称的计生人员告诉严琳，如果她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那她将是他们这个地方30多年来第一个公开超生的公职人员。

　　领导知道后大为光火，说话很难听，甚至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语言。严琳再怎么解释是意外怀孕，领导也没有任何同情和理解的表示。严琳被告知，如果坚 持要这个孩子，同事的升迁、提拔，单位的评先进，各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全单位的人都会记恨她。鉴于严琳的年龄和前一次流产不全的病例，医生告诉她手术有一 定的危险，不建议做手术。严琳求领导，但领导认为她在撒谎，还威胁严琳要是不去流产，计生部门有的是办法，会抓她去医院。严琳知道，领导在乡镇上做过计生 工作，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计生方式比较野蛮，超生的真会被抓去医院引产。

　　出生于北方农村的董民诚清楚地记得，他的一位邻居1990年生了一个儿子后，1996年偷偷怀上了二胎。胎儿6个多月时被举报，乡镇直接来人把邻居绑到医院，强行用药之后送回。董民诚亲耳听到她在家痛苦地叫了一夜，死胎才出来。

　　严琳这个地方，这几年计生工作也稍微收敛了一些。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地的生育率很低，达不到省里下达的指标，超生一部分对计生部门没有影响。计生人员跟严琳解释，假如她不是公务员，他们有可能放她一马。

　　但单位领导只给严琳一个选择：把孩子打掉。即使她辞职，单位当年的评先进也会受到影响。严琳压力很大，同时觉得委屈：“他根本不会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当成一个生命来看。”

　　令严琳最终感到绝望的是，迫于各方压力，她的丈夫、父母、公公婆婆没有一个人支持她要这个孩子。

　　2013年10月25日，严琳她走进手术室，做了引产手术。那时候胎儿5个月，严琳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胎动。

　　如今，经历了一场噩梦的严琳觉得，自己也不应该完全去记恨为难过她的领导，包括那些计生人员。“我们领导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他们大概也是身不由己。”

　　无望的等待

　　就在严琳做引产手术之后21天，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放宽了中国的二胎政策，但仅限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继“双独”之后，计生政策又给这个国度增添了“单独”、“非独”两类标签。由于中国此前实行城乡有别的计生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 此，“单独二胎”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覆盖面在1500万至2000万人左右。国家卫计委前期做过生育意愿调研，这些人里，仅50~60%愿 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新政策使得一些人欣喜的同时，也让严琳、董民诚这些非独家庭二胎梦破碎。一直关注生育政策进展的董民诚，在获知了“单独二胎”政策之后出离地愤 怒：“作为一个老师，我也不得不对这一政策说‘他妈的’！”从儿子出生之后，董民诚一直没办独生子女证。他认为，办独生子女证，是对残忍的“一孩政策”的 屈服。

　　在董民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里那些被强制计生的人的哭叫声，在他当时的眼里还只是一种热闹。成为一名父亲之后，在等待政策生二胎的过程中，一 次次希望之后又失望，董民诚成为了亲历者，越来越切身地体会到那种痛苦、无助。倒是村里的人近几年只要愿意交3万~4万元，就可以生育二孩。村干部乐意帮 忙给小孩上户口，从中落些好处，打工者基本上能交起这个钱。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董民诚的父亲也彻底绝望了，他觉得自己间接掠夺了儿子生二胎的机会，并内疚不已。他遵循农村“一孩半”政策，在生下董 民诚和他姐姐之后没再生育，还被评为农村计生先进户。父亲背砖、背沙供董民诚读完重点大学，使得儿子得以顺利取得城市户口成为别人羡慕的体制中一员。但在 新的计生政策之下，这些竟都成了董民诚不能如愿生二胎的原因。

　　如今，董民诚的父亲经常拄着拐杖孤独地站在家乡的路上，对放学归来的小孩说：“幺儿，别读书啦，将来像你大爷(董民诚)一样，不能生两个娃娃。你看你爹娘多好，都能生两个娃娃。”

　　从1984年起采取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到上世纪末开始的“双独二胎”，生育率过低以及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二胎政策是否需要放宽”一直是近些年的热点话题。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易富贤觉得这次人口政策调整步伐太小。

　　像董民诚这样体制中的非独家庭，只能在沉默中继续等待着：要么不顾政策，顶着一切困难把二胎生下来，可能会丢工作，可能会开除党籍，可能会交很 多罚款，可能会离婚，可能会失去现在安稳的生活……要么屈服于现有制度，放弃生二胎的想法，老老实实守着一个孩子，每天祈祷老天眷顾，让孩子一生健康、平 安。

　　严琳在身体恢复后回到单位上班，她想尽快忘掉这件对自己伤害很大的事。但严琳的领导因为这件事对她有了成见，同事提醒她找个合适的时间去道个歉。严琳很难受：“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在内心深处，严琳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再生一个孩子，但同时又很绝望。“我不知道这两次手术之后身体还允许不允许，医生说要过半年以后看恢复得怎么样。我对政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间隔不可能很短，而我马上要超龄了。”严琳说。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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